有一天，他接到學校紅衛兵要他到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命令。回到校園，有兩個戰鬥小組分別給了他一張毛主席語錄卡。他也做了語錄卡，抄了兩段話交給兩隊紅衛兵。傍晚正要回家，突然有人大吼：“馬以鑫，你不能回去！”他被四十多人圍了起來，其中一個紅衛兵命令他坐下，一個聲音高吼著：“馬以鑫，必須老實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他傻掉了，一時不明白自己到底做了什麼。有人“啪”地把兩張卡片重重摔在地上，正是他做的。“你還不老實交代，你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什麼態度！”“你這是感情問題還是立場問題？”
“其實要上綱上線的話，他就是犯了嚴重罪行了！”馬以鑫回憶起這個場景，比劃著當時“有點惡毒”的第一反應：看看對方，很誇張地彎下腰，伸出雙手恭恭敬敬把地上的語錄卡撿起來，捧在手裡仔細端詳——他這才發現，毛主席頭像背景外的那圈金光被他剪得有點毛糙。
正鬧得不可開交，兩個女同學突然站了起來，高聲說：“你們不要瞎搞，這怎麼是反革命啦？馬以鑫又沒剪到毛主席頭上身上，你們說來說去就是那個背景圓還是不圓！”紅衛兵中有人跟她們爭吵起來，更多人愣在那裡。
馬以鑫感動得想哭。“她們的名字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一個叫夏琪瑋，一個叫蔣璋。我同她們兩個平時不大接觸的，講話都很少。後來回想起來非常後怕。如果不是那兩個女同學，事情會沒完沒了，非逼你承認不可。我一承認就完了，直接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上報到公安局派出所。那個時候不跟你講任何道理！”
令他難過的是，逼他承認“反革命”的叫嚷聲中，情緒最激烈、嗓子都喊啞了的也是兩個女生，原是和他要好的朋友，經常一起拉小提琴，偷讀《紅樓夢》，彼此有一點超乎友誼的朦朧情愫。事實上，“馬捷”的筆名也是其中一個提議的；另一個在他第一次去文匯報社時，還提醒他要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要輕易放棄。“大概她們怕牽扯到自己，要和我劃清界限吧。”
之後，為了“深刻剖析馬以鑫的反動思想”，兩個紅衛兵押他回家交出日記。鄰居看到，還以為馬家被抄了。幸好他的日記就是日常生活點滴的記錄，既沒有閃光語言，也不是反動言論，沒被揪出問題。
此時，北京西路的聖彼得教堂，一場批評和自我批評大會也正在激烈進行中。姚全興上台檢討，說自己一時衝動，沒好好考慮階級鬥爭問題，今後要吸取教訓。
不久，他被要求交代自己的“政治問題”，搜腸刮肚地往自己臉上抹黑。由於他是編制外的函授生，再加之出身“清白”，躲過了最初的武鬥。但他覺得，遲早會有秋後算賬的一天，“我這評姚文章到底算什麼性質，要講講清楚，弄個明白”。
1966年下半年，他趁著到北京“大串聯”，跑到了光明日報社。一位姓喬的工作人員接待了他，說：文章肯定是錯的，但思想包袱別太重，按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十六條”，學生犯錯誤是認識問題，認識好了，積極改造，回到革命路線，還是有出路的。“這實際上等於告訴我：正確對待，接受改造，脫胎換骨。”
林丙義也在心驚膽戰中度過了1966年的夏天。虹口中學出現了不少揭發他的大字報，大多涉及他的文章。他寫大字報反擊，大意是他的《論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態度——評〈為誰化裝？〉》是捍衛毛澤東思想，還責問《文匯報》為什麼不發表，“伍丁”到底是誰。這篇大字報的原稿被紅衛兵抄去，後來成為他的“罪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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