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葉永烈曾採訪過羅老師。談到往事，他只說了一句話：“不要因為17歲的一篇文章而影響他的一輩子。”“文革”結束後，馬以鑫到羅老師家登門道謝，並再次追問當年放他一馬的緣由。羅老師說，“當時我們對張春橋、姚文元其實很看不慣，有人反對不是蠻好嘛。”
在北大荒，他有過兩段朦朧的感情。他結識的一個上海女孩，極漂亮，極有才氣，“我哼出一個調子，她立刻能把譜子寫出來。”1970年，他探親歸來，得知她的遭遇——被農場當時最高領導、一個副師級幹部奸污了。事情鬧得很大，她和幾個有相同遭遇的女知青到處告狀。再後來，她從分場調出，從此失去聯繫。
他把這位能寫琴譜的姑娘、自己的經歷都寫進了半自傳的三部曲小說：《紅潮滾滾》《藍天浮雲》和《黃花堆積》。
千里之遙的上海，林丙義和姚全興則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風浪中煎熬著。
從1968年初開始，林丙義發現自己被秘密監視了：只要走出校門就有人盯梢，私人信件都被撕開檢查，有的還被扣留。來看他的親友也被查問，甚至被牽連。
他哥哥曾專程從安徽來看他，到了虹口中學，看到校園內外貼著“打倒大右派林丙義”等大幅標語，不敢和他相見。直到“文革”結束，家人都不敢與他聯繫。1978年，在福建的姐姐從《文匯報》上得知他平反的消息，立即寫來家信。分隔十多年的手足才得以重聚。
工宣隊進駐武進中學後，林丙義被關進“牛棚”。和他同住一間的，是一名外語老教師，叫孫立信。因為解放前在廣播電台工作過，他被打成“國民黨特務”。
孫老師患有嚴重高血壓，需要按時看病服藥。因為公費醫療卡被紅衛兵塗上“牛鬼蛇神”字樣，他到醫院看不了病。
一天凌晨，孫老師在穿棉毛褲時突然仰面倒地，腦溢血死去。“牛棚”只剩下林丙義一個活人，為死者換衣、把他背出“牛棚”等後事，都是他一個人做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牛棚逐漸取消。林丙義有了些人身自由。但組織對他的結論中還寫著“矛頭對著無產階級司令部”，到1973年“清隊”複查時才改為“經查明，林丙義與反動學術權威和修正主義黑線無關，是屬於認識問題，不予處理”。
“文革”後期，全國都在“備戰備荒”，林丙義被安排參加“人防工程”，後來又當電工。有單位請他講“二戰”，他依據《第三帝國的興亡》講戰前國際關係，相當透徹。
上師大悄悄請他去教材編寫組，“但又不把我的名字和身份署出來”。從此，林丙義又開始寫點文章上點課。但有“兩篇錯誤文章”壓在身上，他繼續“夾著尾巴做人”，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他到35歲才成家。愛人家庭成分也不好，是“黑五類子弟”。結婚前，他岳母還到虹口中學去調查他的“歷史問題”。
彌漫著有毒氣體的化工廠車間裡，姚全興整整當了12年“三班倒”的打包工。他不怕吃苦，惟一怕的是又被人翻舊賬。
進上海第三化學纖維廠不久，廠裡的造反派就貼出批判他的大字報——“徹底批判姚全興的大毒草！”“踩上一只腳，叫姚全興永世不得翻身！”接著又是批鬥大會，“喊口號，揮拳頭，幾個老工人上台批判我，說要是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陰謀詭計得逞，工人階級就要吃二遍苦，他們這些老工人就要遭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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