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北京紅衛兵到上海“煽風點火”。到虹口中學來的是以前的畢業生，鼓動林丙義起來“造反”。在他們影響下，同時也為了自保，林丙義開始接近紅衛兵組織。
從北京“串聯”回上海後，他參加了學校的“教工造反隊”，成為頭頭之一。到1967年，他成了區革委會教衛組核心組成員。區裡籌辦一所新中學，他被任命為籌建組主要成員，後來還是新學校的領導成員。
1968年1月的一個黑夜，一群來自虹口中學的紅衛兵翻圍牆包圍了林丙義宿舍，抄去他所有文章底稿，包括他大學時留下的學習筆記和大量資料摘錄。此後，他被撤去所有職務，接受審查和批鬥，罪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大右派”。
“四人幫”垮台後，他從虹口中學教師中得知了一些內情：當時，虹口中學有個學生被派到市裡參加編寫工作。有一次，張春橋與他們座談，當知道該學生來自虹口中學時，即問到林丙義的情況。不久，時任市委書記徐景賢就在某次會議上對他進行點名攻擊。“所以，紅衛兵這次突然襲擊是有背景的。”林丙義推斷。
黃花滿地
惶惶不安中，馬以鑫等來了1968年底的高中畢業分配。他母親參加了街道革委會的“上山下鄉”動員工作，勸他去黑龍江。當時知青到黑龍江有兩種選擇——兵團和農場。他覺得自己的“身份”去兵團可能比較麻煩，就去了嫩江農場。
到農場沒幾天，有個哈爾濱知青說，“馬以鑫，你不得了，你反對過姚文元？”他大吃一驚，正猜想是誰走漏了消息。對方告訴他：“你的檔案裡有一份檢查。”
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馬以鑫潛入農場存放檔案的辦公室，找到自己的檔案：只有一份表，中間有他自己寫的交代材料。當時真想把它撕掉，終究還是不敢。
因為會寫文章，他被借調到農場場部宣傳隊，寫過獨幕話劇、小歌劇、舞蹈腳本，排練時還兼做導演，創作的節目在區匯演裡獲了獎。在嫩江農場，他有了點名氣，外號“小節目”，成了場部的“人才”。
但無論到哪兒，總有人指著他說：這人寫過反姚文元文章的；或客氣一點說：這人蠻會寫文章的，連姚文元都反過。
1973年，高校開始招工農兵學員。經過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審核、考試、體檢，馬以鑫終於走到最後一關。
一晚，上海師範大學負責招生的羅老師把他叫到招待所，一坐下就問：聽說你寫過反姚文元的文章。馬以鑫如五雷轟頂，結結巴巴把這事說了一遍，“上海人說‘哭作烏拉’，當時大概就是這樣的表情。”
羅老師揮揮手讓他走了。走出招待所那一刻，他心如死灰。一周後，他卻意外收到上師大的錄取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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