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他連在車間班組裡讀報的資格也沒有了，“一打三反”時，被當作“混進工人階級隊伍的異己分子”。和他一道關進“學習班”的，有個叫“歌王”的青年工人，歌唱得很好。“人家叫他寫檢查，寫了以後還不夠，要他再寫，用太陽燈照他的眼睛，晚上也不讓他睡覺，逼他繼續交代。他這個氣質是受不得冤屈、受不得打擊的，就在鐵架子上面把自己的衣服、褲子撕成一條，上吊自殺了。”
“歌王”叫李世和。自殺前一晚，姚全興聽見他在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平行世界
1990年代的某個夏天，馬以鑫被市教委抽調到崇明島給中學教師們做培訓。招待所的一間大通鋪裡，他認識了林丙義，一聊，“原來有過一樣的遭遇”。
“四人幫”一垮台，林丙義就在虹口中學貼出大字報，開始為自己的“平反”問題四處申訴。在他的爭取下，校黨支部給出複查結論：他所發表的文章是根據“雙百”方針，“應屬學術討論，當時受到審查和批判是不恰當的。據此，當時加在林丙義身上的不實之詞應予推翻”。
1978年初冬，上海市社聯主持召開了一場座談會。五十多名被《海瑞罷官》一文波及的文化學術界人士參加，包括學者周穀城、李俊民、蔡尚思，以及被迫害致死的京劇名家周信芳的家人。因捲入海瑞戲冤獄的人數眾多，加之群情激動，組織方不得不舉辦第二輪座談會。
十多天後，《光明日報》和《文匯報》同時刊發署名高治的《震動全國的大冤案》，提到包括林丙義在內的一大串名字。第二年春，《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又相繼發表林丙義的文章《針鋒相對鬥文痞》和《談海瑞與“海瑞精神”》。
不久，虹口中學宣布為他“政治平反”。但遲到的“平反”對他已無實際意義。人生中最應有所作為的階段，他卻在批鬥、審查、監督勞動、做電工中度過。
1990年代初，林丙義負責主編上海市中學歷史課本。當時氣氛又緊張起來。一位老師怎麼都不敢寫“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部分，“我跟他說，你就抄中共中央決議好了，他還是不敢。我只好根據決議的精神自己動手寫。”這個版本的歷史教科書一直使用到2008年。
他當過兩屆上海市政協委員。官方教科書對近當代重大歷史事件和問題的表述與評價，一直是他最關注的話題。
我們第一次見面在2012年6月。彼時重慶剛剛發生一場風波。聊到時事，他沉默片刻，話鋒一轉提起溫家寶兩個月前的“兩會”中外記者招待會。他清楚地記得那個“答記者問”裡的字句。“我覺得溫總理指的就是這個。完全是‘文革’遺毒！這是共和國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5月，馬以鑫的“文革”三部曲最後一部《紅潮滾滾》出版。姚全興也投身於“文革”題材的長篇小說創作，書名為《那年那月》。如果沒有特別的事，他每天有6個鐘頭在寫作。“不管最終能不能出版，我都要寫，都要完成自己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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