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坡上目送著她背著行李走過延河，她的背影愈來愈遠，最後看不見了，多年以後作家劉白羽，還記得當時送別丁玲的場景，我記得文抗第一個走的是丁玲，她是去中央黨校的第一波，那是高級幹部學習的地方。
在黨校學習期間，丁玲寫了兩本學習心得，一本題目是《脫胎換骨》，另一本是《革面洗心》。
邢小群：丁玲她確實有這個矛盾，她又一心一意要跟著共產黨，要脫胎換骨，要變成黨員作家，無產階級革命作家，為黨的事業，為自己崇拜的領袖，去做自己這個奮鬥一生，她同時又是一個作家，又是一個真實，真正的一個，有著很大才氣，才能，這樣一個作家。
徐慶全：你會發現丁玲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你只要批我，我就檢討，只要打我，我就檢討，誰批我，我該檢討，這是她比較慣常的一種做法，所以她是這個，在延安的時候她做檢討，最後是要轉向，要寫，寫工農兵嘛，按照這個延安文藝座談會要求的，歌頌光明面，歌頌這個工農兵，所以她就是從延安時期，你不管她是轉向，真正轉向還是假轉向，她確實轉向了。
解說：1944年一名重慶記者勾勒了他所見到的丁玲，她豪飲、健談，難於令人相信她是女性，似乎有意顯示她的豪放氣質，很難想像眼前的丁玲曾是個帶著幻想的文藝女青年，這位寫出《莎菲女士的日記》《三八節有感》的女作家，不再哊於關注知識女青年的悲情命運，她響應座談會號召，主動要求與工農兵緊密結合，到前線和農村中體驗生活。
整個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
陳曉楠：在1952年的整風運動當中，丁玲不僅僅是一個重要人物，也是一個極具標本價值的研究對象，這位在五四新文華運動影響之下，成長起來的作家，儘管很早呢就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靠近了革命，但是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一直是保持著自由派作家的作風，她的筆下常常流露者對人性細微的關注，對時事銳利的批判。
然而，1942年之後，丁玲卻發生了質的變化，她的作品當中不根少了人性和批判，還多了教條和頌揚，那麼究竟是什麼導致了一個作家的轉向呢？
解說：我自己開始有點恍然大悟，就像唐三藏站在到達天界的河邊，看到自己軀殼隨水流去的感覺，一種幡然而悟，憬然而慚的感覺，這是丁玲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對自己思想轉變的解剖，這位自由派作家的突然轉向，給後來者留下了無盡的探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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