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憲政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第96－97頁）。朝廷再次承認自己“用人無方，施治寡術”，“皇族內閣”多用親貴，破壞了立憲原則；鐵路收回國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騙，“動違輿論”。雖行新政多年，但“官紳或借為網利之圖”，“權豪或只為自便之計”，結果是“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而且，“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結果導致“川亂首發，鄂亂繼之。今則陝、湘警報迭聞，廣、贛變端又見，區夏騰沸”，生靈塗炭。但是，“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對這次“鄂、湘亂事”，此諭認為雖由新軍發動，但強調應由湖廣總督、奉旨會辦川漢、粵漢鐵路事宜，積極推行“幹路國有”的政策，揚言對倡議爭路者“格殺勿論”，並於10月初在武漢大肆搜捕殺害革命黨人的瑞澂負全責。凡法制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采輿論，定其從違。以前舊制舊法有不合於憲法者，悉皆除罷。
——《著溥倫等迅擬憲法條文交資政院審議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第97頁）。愛新覺羅.溥倫是道光帝嗣曾孫，襲封“貝子”爵位，任資政院總裁、農工商大臣，是宣統年間皇族內閣重要成員之一。此諭承認“憲法為君民共守之信條”，諭令資政院總裁溥倫等“敬遵欽定憲法大綱，迅將憲法條文擬齊，交資政院詳慎審議，候朕欽定頒布，用示朝廷開誠布公，與民更始之至意”。
一天之內，連發如此四諭，且讓步妥協之大，出人意外，足見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迫，當然是出於無奈。這20天中，湖南於22日宣布獨立；陝西於23日宣布獨立；江西九江的革命黨人和新軍於23日起義，占領九江後繼而乘勝攻占了馬當、湖口兩個要塞，成立九江軍政分府。給清政府打擊、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這一天之內發生兩件大事。一是太原革命黨和新軍發動起義，擊斃山西巡撫陸鐘琦和四十三混成協統領譚振德，成立山西軍政府；一是駐河北灤州新軍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統領藍天尉等人發動“灤州兵諫”，電奏朝廷，提出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皇族永遠不得充任總理和國務大臣、特赦國犯等十二條要求。太原、灤州離北京都不算遠，滿朝震動，隆裕太后和攝政王載灃驚懼異常，準備攜溥儀逃往熱河。雖因袁世凱急電阻止而未“北狩”，但為解燃眉之急，載灃還是頒此四道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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