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革命的扳機一旦扣動，就很難停下來，這四道上諭未起任何作用。嚴複認為，如果一個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條，效果就會大不一樣。但是“歷史現象往往重演。這和十八世紀末路易十六所作所為如出一轍。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沒有明顯效果。”
（［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喬.尼.莫理循書信集》上册，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784頁）
（二）
這“急於星火”的四道上諭，對大清王朝生死存亡來說，究竟是一個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頒布效果才會大不一樣，很難精確“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錯失，或者說浪費了一些歷史的節點。不必從鴉片戰爭細往後數，僅盤點一下這四道上諭的內容，就知其最近浪費了哪些至關重要的歷史節點：
——此時清廷許諾“速行憲政”、“速定憲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從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以地方士紳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儘管“開國會”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協，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拒不立憲，反而採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結果必然是立憲派的激進化、革命化。如果說立憲派、紳商仍是“民”，其要求不足為意，那麼朝廷對一些親貴、多數封疆大吏的類似要求，竟也不以為意！
對是否組織內閣、開國會，清政府內一直有不同意見。載洵、載濤是攝政王載灃的兩位親弟弟，他們掌握海陸軍大權，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對開明，支持立憲。載濤曾以貝勒名義連上密奏，條陳軍政大計，主張“速設責任內閣”和“縮短國會年限”，宣稱：“如以臣言為是，則請迅速舉行；如以臣言為非，即負欺君之罪，請立予罷斥。”密折雖然留中未公開，但載灃傳諭載濤到府邸會商。（《濤貝勒兩陳軍國大計》，《申報》1910年9月14日）載濤在接見國會請願代表時曾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國會，嘗細心考察各國國會利害，實無絲毫流弊。”（《國會問題之大警告》，《申報》1910年10月20日）在地方大員中，雲貴總督李經羲、東三省總督錫良等一大批高官明確支持立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