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幾天後，錫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決定三年後再開國會的消息，焦急萬分，於11月1日又上一折，再次強調速開國會、建立內閣的緊迫性。他們對即將發生大變感受深切，所以提醒朝廷可能已無三年時間了：“若又遲以三年，則三年之內風潮萬狀”，官員“皆欲趁此三年夤緣援結，以據要津；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黷貨營私，以肥囊橐。失敗之政仍歸咎於君上，監督之力終難及於當權。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氣。”（“龐鴻書討論立憲電文”，《近代史資料》總59號）這次電奏，比上次少了張鳴岐、寶棻、廣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閩浙總督鬆壽和四川總督趙爾巽。此奏不長，但對形勢的分析非常透徹，尤其提出朝廷應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氣”，一針見血。
究竟是同時成立內閣開國會，還是先成立內閣後開國會，或者是幹脆根本不成立內閣也不開國會、完全承繼“祖宗成法”，朝廷內部各種政治力量一直在激烈博弈。不必細述具體過程，總之，載洵、載濤二位皇叔的意見，錫良等一幹大臣的奏折，全都未發生作用，最終獲選的是先成立內閣、後開國會這種相當保守的主張，朝廷於1910年11月4日發諭公布。此決定使積極參與立憲的地方督撫大員大有挫敗之感，連清政府一縱高官都備感挫敗，那些紳商、立憲派的挫敗感則更加強烈，其中許多人對清王朝大為失望，產生了強烈的離心力，以“釜水將沸，而游魚不知”形容清廷的麻木。紳商、立憲派是清政權能否穩定、甚至存亡的重要基礎，他們的這種心理叛離，寓示著清王朝其實已危在旦夕。
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采納載洵、載濤和錫良等人的建議，結果或許不一樣。
——此時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來”的政治犯，從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孫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風聞梁啟超有可能回國領導立憲，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領導的政聞社：“近聞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設有政聞社名目，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類，托名研究時務，陰圖煽亂，擾害治安，若不嚴行查禁，恐將敗壞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嚴密查訪，認真禁止，遇有此項社夥，即行嚴拿懲辦，勿稍疏縱，致釀巨患。”（《光緒朝東華錄》，第5967頁）由於清廷嚴禁，梁啟超不得不解散政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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