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梁啟超一直與革命黨論戰，堅決反對推翻清王朝、極力為清王朝辯護，一直主張合法、體制內變革，《政聞社宣言書》明確表示：“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幹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此今世立憲國國民所常履之跡，匪有異也。”（《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8－29頁）然而，他此時仍被清王朝當作“悖逆要犯”而“嚴拿懲辦”。清廷如此嚴厲鎮壓政聞社、追拿梁啟超，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論的說服力大大減弱，信服“革命”的人越來越多。
清廷對一心護衛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權內最高統治者一直對十年前內部“權爭”之事耿耿於懷，不僅不想法設法撫平創傷，不安撫當年因主張體制維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讓影響巨大的梁啟超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寬容當年的政敵，仍把他們當作體制的敵人，終於失去了領導“預備立憲”的能力與機會。
清廷此舉無疑“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愚蠢之極，一些高官也大為擔憂、不滿。1909年，新授山東巡撫孫寶琦就上書朝廷，要求開放黨禁：“當此預備立憲之時代，貴上下相示以誠，破除猜嫌之見。伏原皇上明降諭旨，去堂廉之阻隔，除防禁之瑣屑，有以安億兆之心。固今日之急務矣，至戊戌之案已成往事，是以光緒三十年曾奉恩諭，分別開複原免，有司奉行未盡，用者寥寥，擬呼特予恩施，”同時主張赦免戊戌黨人：“戊戌黨人平日著書立說，似皆效忠本朝，倘獲昭雪，未始不可壯正氣而消邪氣也。”
（“新授山東巡撫孫寶琦條陳新政折”，《東方雜誌》1909年第6卷第9期）對此，朝廷置之不理。
到1910年底，立憲派要求開放黨禁、赦免康、梁的呼聲越來越高。資政院議員羅傑提出開放黨禁議案，連禦使趙熙、溫肅都奏請赦免戊戌黨人，甚至載洵、載濤兩位皇叔都多次向其兄載灃陳說，載濤為此專門上了一個密奏。對此，朝廷還是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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