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到任，深感解決川民“保路”風潮只能府順輿情，也上奏朝廷請求改變決定，甚至在9月1日聯合成都將軍玉昆及各司道奏劾盛宣懷與民爭路釀變，也要求將盛治罪。但第二天清廷卻傳旨命令趙爾豐嚴厲鎮壓保路民眾，如果養癰貽患，定將其治罪。同時，朝廷已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入川查辦。在這種情勢下，趙爾豐轉爾血腥鎮壓保路民眾，最終直接引發武昌起義。結果，為平息事，朝廷不得不於10月26日下令將一切責任完全推給盛宣懷：“鐵路國有本系朝廷體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懷不能仰承德意，辦理諸多不善，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貽誤大局，實屬辜恩溺職。郵傳大臣盛宣懷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此時在《實行憲政諭》中，不得不再次承認自己“路事蒙於僉壬，則動違輿論”，不得不承認自己“用人無方，施治寡術”。其實，王人文、趙爾豐、玉昆都是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對朝廷忠心耿耿，對四川民怨沸騰有真切體會，然而連他們的建議朝廷不僅完全聽不進去，還要將其治罪，結果就不必多說了。如果清廷早幾個月聽從王人文的建議改變決策、將盛宣懷治罪；或者一個多月前，僅僅一個多月，聽從趙爾豐的建議改變決策，將盛宣懷治罪，結果或許不一樣。
（三）
正如嚴複所說，“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此四道諭旨頒下後，未起任何作用。就在10月30日當天，革命黨和新軍在昆明發動起義，成立軍政府。11月3日，貴州、浙江、上海的革命黨和立憲派發動起義；這一天，清廷急忙公布《擇期頒布君主立憲重要信條折》，即所謂“十九信條”，完全接受了當初立憲派提出的條件，體現了英國式“虛君共和”內閣制。但這種局面下，“十九信條”沒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繼續。11月5日，江蘇宣布“反正”，四川革命黨起義；這一天，清廷急忙頒布《准革命黨人按照法律改組政黨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104頁）許諾“所有此次黨人均按照法律改組政黨，藉以養成人才，收作國家之用”。其實，此諭完全多餘，此前頒布的《准開黨禁頒布特赦諭》已含此內容，此時頒布此諭，只是向革命黨人做出最大妥協的一種姿態、甚至可說是一種體面投降，企盼能平息事態。但是，革命還在繼續。11月7日，廣西、安徽宣布獨立。8日，福州革命黨與新軍起義。9日，廣州宣布獨立；同一天，清廷萬般無奈答應袁世凱提出的種種條件，頒布《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601頁）授命袁世凱組閣。此時，清王朝只能任人擺布、由袁世凱與革命者來決定其命運了。
現在頗有論者認為辛亥革命過激，打斷了晚清的“立憲”。其實，是清廷自己斷送了“立憲”，許多歷史的“節點”被浪費後，它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最後時刻或有一線希望，但立憲派的要求被斷然拒絕，錫良、趙爾豐這一幹封疆大吏的懇求被否決，連載洵、載濤兩位皇叔的意見都不被采納時，清廷確是自己選擇了一條不歸路。（來源：經濟觀察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