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原因無一例外都跟福利沒了有關。以前一年到頭，陳斌所在系統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動用工資卡的錢：住宿有單位宿舍，吃飯有食堂，每個月還有500元的交通卡，逢年過節發的購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七七八八地加起來能有個五六萬，這差不多是他工資的一半，但現在過年連賀卡都不發了。
“像這位副處到手的年薪也就十萬，最近剛生了娃，壓力很大。”陳斌說，自從2006年上海社保案之後，上海公務員的工資基本上都沒什麼大的調整。
於波印象中，最近十年工資不僅沒有升，如果按貨幣購買力來說反而降了。“我現在每個月到手的錢就2600塊。”於波說，二十多年前他剛進單位的時候，還能是中上等，他現在的收入在當地只能算是中下等，連他做農民的哥哥都不如。“他打工一天就能掙一兩百。”
不同於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於波所在的城市屬於中部欠發達地區，福利不是很高，也就偶爾發點日用品，過年過節別人偶爾送條煙。“就像給小孩子糖吃一樣是快樂的，現在就沒有這種快樂的感覺了。”
“不消極，也不積極”
對於一個有著幾百號人的大單位來說，三個官員的集中離開看似不能說明什麼，但在陳斌印象中，這是歷史上極為罕見的。他進單位十年，只走過一個人。
體制的巨大魔力，使得公務員成為中國流動性最小的職業群體。名校碩士畢業，放棄外企高薪，陳斌當年擠破頭考公務員圖的就是它的穩定和旱澇保收。他參加國考的2003年競爭還不像今天這樣慘烈，那年恰逢大學擴招後的首批大學生畢業，公務員熱剛剛興起，之後十年，公務員報考人數屢創新高：2003年才8.7萬人，2010年已經突破140萬大關。
跟陳斌這一代80後相比，於波這一代60後看似幸運——國家包分配，但要想獲得體制的敲門磚並不容易，於波當年所在的班級只考了兩個大學生。於波是1980年代末的大學生，他們往往被認為是最有理想的一代青年人，後來很多同學下海經商，於波仍然堅守在體制內，他想以一種體制內的健康力量激濁揚清。
最開始，體制帶給他無限的榮光。五個兄弟姐妹中，於波是唯一的大學生，家裡人也覺得長臉。可是後來每況愈下，現在，朋友聚會，於波能不提自己是公務員就不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