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03年，“國進民退”風向轉來時，人們才一夜之間發現，還是體制內的吸引力要大。所以當2003年新的一批官員下海時，創業門檻已經在抬高。這批官員大多是因為1998年各地機構改革減員後下海的，幹的大多是高級打工仔。而現在創業的門檻跟十年前又無法同日而語。
南方周末記者根據公開報道梳理可見，十八大以來下海的十幾起個案中，創業者寥寥，大多是去企業謀職，從地區分布來說，處於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最多，達7名之多。
最大的問題
八項規定實施以來，舊的遊戲規則幾乎被悉數推翻，但新的尚未完全建立，這讓許多官員在履職時左右為難、無所適從。
跟基層溝通更難了。“以前跟基層做工作，都是要靠人情往來建立感情，現在這個高壓線碰不得，就變成了公對公地開個會，傳達命令，很機械僵化。”杭州一位官員說，最後沒辦法，只能利用周末時間，組織大家AA制出去玩，通過這種方式跟下邊的人建立感情。
跟上邊的聯絡也不輕鬆。王婉婷所在的市屬於貧困地區，她所在部門的經費和預算完全要靠自己去市裡省裡去跑、去求。現在不允許吃請之後，她又誠惶誠恐起來。“現在跑也跑不通，不去跑又不知道行不行，搞得我左右為難。”王婉婷說，萬一你沒跑，別人跑了還指不定呢。
於波越來越搞不清楚，公權力和私人之間的界限。2013年，他請了年假開自己的私家車出去玩，結果遭人舉報，紀委還給了他一個警告處分，理由在他看來頗為牽強：你請的是事假，不是旅遊假。
對於大領導的獨斷專行，王斌平常多有抱怨，但是在這個風口浪尖，他反倒不希望大領導出事。“就算是巡視組找到我，我肯定也只會給他唱贊歌，為什麼呢？大領導如果一出事，我們整個系統都會面臨洗牌。首當其衝的是，工資待遇肯定會進一步被削減。”
提起解決的藥方，接受採訪的官員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規則二字。一個國家的年輕人都往公務員隊伍裡擠，在許多人看來，就說明制度設計出現了問題。“說明市場活力不夠，如果民企的生存環境更寬鬆，肯定有更多年輕人選擇到外邊闖。”王婉婷說。
令王婉婷稍感欣慰的是，年輕人對公務員的熱情似乎有減退的跡象。公開資料顯示，今年的高校畢業人數將達727萬，加上去年沒找到工作的今年高校就業人數將突破810萬，而被稱為最難就業年的2013年這一數字是699萬，可是相應之下，今年報考公務員的人數比去年下降了36萬——從去年的292.45萬下降到今年的256.3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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