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9日電／以前的改革一直通過分權進行，現在改革的第一個條件就是集權。集權有合理性，只有中央政府集權到夠大才能克服既得利益。
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段相當長時間才見成效。
社會保護得越好，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社會保障這幾塊做得越好，社會力量越不會挑戰你；這幾塊做得越不好，越要挑戰你。
中國該市場化的地方，國有企業沒有市場化，因為既得利益抵制了；不該市場化的，因為社會力量很小，它就市場化了。
2014年6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中國出版了一本新書——《不確定的未來》，收錄了他近年來發表的一系列觀察和思考中國改革的文章。
鄭永年在本書序言中闡述了自己的主要觀點：雖然改革困難重重，但我還是主張溫和的庖丁解牛式的改革路徑，通過開放新的空間來改革舊的體制，通過培植新的利益來克服既得利益，通過釋放社會和地方的潛力來化解官僚體制的惰性，通過保護社會來促進社會轉型。
6月15日，鄭永年到北京參加外交部一個會議期間，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採訪。對為什麼用“不確定的未來”作為書名，他說：“改革本身產生不確定性是正常現象，但是如果不改革就更不確定。至少到現在為止，中央很多改革想法有了，但沒看到地方落實。”
在本書出版前，出版社還給這本書想過一個廣告語“用確定的規則應對不確定的未來”，但鄭永年覺得這句話有問題，“現在連確定的規則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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