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點，就是中國的反暴恐方略與國際合作的前景。我認為，現在有一個很好的契機，一個就是“上海合作組織”已經應用推廣的以“新安全觀”為基礎的合作反恐方式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特別是中國和吉爾吉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在反恐方面的情報共享等合作是有效的。第二個就是從習總書記在今年“亞信”會議的講話來看，“亞信”可以成為合作反恐的第二個重要的平台和機制。在過去，亞太地區已經有多個安全合作機制，但機制化程度並不高，而且有的機制在美國進入以後就成為美國主導了。在我們的戰略設計裡面，這些機制的定位並不高。但“上合組織”和“亞信”的發展與中國的努力有密切關係。特別是從今年的“亞信”會議議程來看，我們對在歐亞推進反恐合作等一些更深層次的戰略性合作和機制化合作的重視程度在不斷加強。在機制建設方面，“上合組織”已經在運轉了，“亞信”則需要從“會議”發展為一個組織。目前，“亞信”多個成員國都面臨著暴恐威脅的嚴峻形勢。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合作是可以進一步加強的。中國需要抓住反恐契機、或者以此為切入點加強和“亞信”幾十個成員國之間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對“上合組織”還有正向組織化方向發展的“亞信”這兩個平台我們要很好的利用。
加強反恐國際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有助於緩解我們和一些國家在傳統安全和邊海爭端方面的嚴峻態勢。此次為中方部署“981”鑽井台的事，中國和越南鬧得很凶。在這之前有一個越南北豐生口岸的“4.18”槍擊事件，那個事件上我覺得中越合作還是比較到位的。這批從中國非法越境者很有可能涉及暴恐。越南現在的維穩問題很嚴重的，如果中國境內的暴恐分子與越南國內的反政府勢力有勾結，在武器和資金轉移，人員互動等方面加強配合，對中國和包括越南在內的中南半島的國家都是很大的威脅。所以，我覺得中國和越南從維穩的角度出發，還是會開展合作。從這個意義上講，反恐可能會為我們解決與他國的邊海衝突爭端、加強在傳統安全的領域起到一些積極的作用。
另外補充一點，其實剛才各位老師也有提到，為甚麼恐怖活動有時候屢禁不止的問題。一方面，國際上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在變，沒有一個公認的東西。而且在不少情況下，恐怖行為甚至被用作一種國際政治的策略和手段。在界定甚麼是恐怖主義方面有的國家持有雙重標準。在此方面美國是比較典型的。此外，在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可能已經調整了活動的方式。一方面恐怖勢力也需要一個合法的平台、路徑向世界發出聲音，另外有一部分人專門發動暴恐的襲擊。這與過去動輒就要推翻政府、建立宗教國家的方式不一樣。經常是合法參政與發動暴恐襲擊相結合，所以，反恐難免遇到“豆腐上拍蒼蠅”這樣的難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