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特朗普上台執政，加劇美國社會撕裂和黨派之爭，推高通脹，激化矛盾，迫使美國更加內向，無暇他顧。特朗普和共和黨保守派共同將進步主義運動和“深層國家”定義為美國的“首要威脅”，對華政策也將服務於這一進程。在此情況下，我們發展的空間就會更大，機會也就更多。美國疲於內顧，客觀上就會減輕對華戰略壓力。
新孤立主義情緒進一步抬頭，美國主觀上不願投入更多資源，客觀上美國左右世界的能力相對下降，從而導致美國的對外干預意願下降。美國更多關注國內議題，從而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和作用下降。這就給我們進一步走進世界舞台中央提供了機會。
“美國優先”大行其道將使得美國與盟伴之間的關係貌合神離，美國同盟內部離心力上升，美國對華統一陣線就會出現鬆動。具體而言，特朗普 “重雙邊、輕多邊”，策略上偏好“極限施壓”，內容上重視貿易公平和相對收益，輕視多邊聯盟和全球治理，客觀上有助於中國拉緊同美國盟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拓展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友增加防務開支、對盟友加徵普遍關稅、對國際組織和協議的“退群”和在諸如氣候變暖這類全球治理問題上發揮引領作用的倒退立場等等，都會削弱其對盟友信譽和全球領導力，加大盟友的憂慮，迫使盟友的自主性增強。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拜登政府廣為構建的遏華“小圈子”。中方可以利用美國新孤立主義回潮和美盟友對特朗普回歸的擔憂，進一步分化拜登政府時期搭建起來的遏華統一陣線。歐盟、日韓等盟友也將加速改善對華關係以應對“特朗普衝擊”，中國在“全球南方”中的影響力有望進一步強化。
不僅如此，作為兩個大國，中美存在交易的空間和實現交易的潛在可能。特朗普曾多次表示“我們在外面有敵人——中國、俄羅斯、朝鮮。但如果你有一位聰明的總統，他們就不會是真正的敵人”。在接受埃隆·馬斯克的採訪期間，特朗普多次提到中國，但沒有批評中國，甚至表示希望與中國領導人保持友好關係。進一步來看，特朗普從未發表過諸如中美“新冷戰”或追求對華“脫鈎”的相關言論，反而多次表達對中國領導人的贊許，並在關鍵問題上採取“模糊性”策略以保持立場的靈活性，這體現了中國在其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以及其在上任後推動實現中美交易的意願。特朗普在台灣問題上持實用主義的“交易思維”，為中美關係互動框架的基本穩定和探索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案創造了一定條件。
隨著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中美關係又站在了一個選擇的路口。“如果兩國做夥伴、做朋友，求同存異、彼此成就，中美關係就能夠得到長足發展。如果把對方當對手、當敵人，惡性競爭、互相傷害，中美關係就會遭遇波折甚至倒退。”如同11月16日習近平主席在利馬會見美國總統拜登時所表述的，“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既關乎兩國人民，也關乎人類前途命運。中美雙方要從兩國人民福祉和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出發，作出明智選擇，繼續探尋兩個大國正確相處之道，實現中美兩國在這個星球上長期和平共存”。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