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洛文化凸顯中國意識的歷史底蘊
河洛文化作為一種地域文化，是以河洛地區為中心，古代黃河與洛水交匯，今北及晉南冀中，西至關中，南達漢水，東到魯西、江淮這一帶的地理歷史文化，主要區域在今河南省境內。河洛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主幹，正所謂“中華文化，根在河洛”“永懷河洛間，煌煌祖宗業”，河洛文化在“煌煌祖宗業”中所具有的文化根脈性，形塑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以及“中國意識”的歷史存續。“中國意識”的形成與發展體現在河洛文化特殊的地域性上，更蘊含在河洛文化獨有的根源性中。
從地域性來看，河洛地處中原腹地。中國古代有“擇中建都、擇中建宮”的理念，正如荀子所言：“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荀子·大略》）所以“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史記·封禪書》）夏商周分別以“禹都陽城”、“商都西亳”、“周都洛陽”的史實突顯了河洛地區作為“天下之中”的重要地位。特別是據西周初青銅器“何尊”銘文記載：“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周武王伐紂滅商後建都於洛邑，並以此為中心統治天下，至此洛陽就是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中國”的原義即指中央之城邦，也就是現在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洛陽也因其“中國”的特殊區位優勢，從商周到漢唐至五代，共計十三朝在此建都，享“十三朝古都”之美譽。
就根源性而言，河洛沃土孕育滋養出代表中華文化之根且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河洛文化。河洛文化之所以被作為中華文化的源頭，生動體現於《周易·繫辭上》所記載的“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匯聚了中國古聖先賢最原始的思想智慧，這種思想智慧通過河洛文化的世代傳承形成影響深遠的文化輻射，將依托“中國”區位優勢的河洛文化，從一種地域文化發展為歷史文化概念。周公“制禮作樂”奠定了河洛文化作為“中國”意識的文化基礎，並通過分封諸侯實現“以夏化夷”，使“夷戎”各部族通過河洛文化的禮樂教化形成“中國”觀念，正所謂“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法言·問道第四》），這充分說明文明程度已成為判斷是否為“中國”的關鍵，這也體現出河洛文化通過自身的正統性輻射及對外域文化的吸收融合，由河洛而澤中原，由中原而傳播“中國”，從而形成兼容周邊群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
（二）河洛文化彰顯台灣屬於中國的歷史經緯
台灣同胞作為炎黃子孫，其“根”在河洛。從歷史上看，占台灣總人口數量最多的閩南人和客家人都是自秦漢以後歷經唐、宋、元、明、清朝代，由北方中原河洛地區的士族和黎庶遷入台灣的漢族移民。台灣少數民族高山族的始祖是來自祖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古越人”，“古越人”正是華夏先祖夏禹的後裔，而“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可見，無論是閩南人和客家人，還是作為台灣“原住民”的高山族都與河洛地區有著血脈相連的深切關係，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的歷史淵源真實存在。
台灣現有縣志和譜牒中有許多關於台閩祖根在河洛的論述，至今許多台灣人還自稱是“河洛郎”，這在台灣同胞現有姓氏與語言中得到生動體現。從台灣區姓譜研究社於1987年發行的《台灣區族譜目錄》收錄的萬餘種族譜來看，台灣大部分的家族開基祖都來自中原河洛。正如台灣俗話稱：“陳林半天下，黃鄭排滿街”。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考查，陳、林、黃、鄭的姓氏分別根源於河南淮陽、衛輝、潢川、滎陽。除了姓氏之外，對於台灣同胞使用的語言來說，無論是閩南話還是客家話，都是從中原河洛方言發展演變而來。台灣著名歷史學家連橫編成的四卷本《台灣語典》和近代台灣學者黃敬安編成的《閩南方言證經舉例》都充分證明台灣方言“言多周秦之語，聲含中原之音”。這種“河洛話”鄉音未改的客觀存在，更進一步說明了台灣同胞與祖國大陸一脈相承的歷史淵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