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的理想秩序如何實現？中國歷代王朝都尊奉以重德的“王道”思想使“天下兼相愛”，追求“協和萬邦”的和平目標。“協和萬邦”語出《尚書·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堯舜時代是中國原始社會的鼎盛時期，鑒於“天下萬邦”的社會現實，堯提出了“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既是一個道德理念，又是一個政治主張。通過從“九族”“百姓”再至“萬邦”的層層擴展，以家庭、社會的和諧促進民族的融合和“大一統”國家的建立。即使是在分裂動蕩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也衹是把採取武力的“霸道”當作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所謂“止戈為武”（《左傳·宣公十二年》）“化干戈為玉帛”（《淮南子·原道訓》），就充分體現出中國古聖先賢在“大一統”的歷史進程中對於戰爭的譴責以及對於和平的追求。
（二）“和而不同”的發展理念
如果說一體多元、和諧共處的“大一統”是理想政治秩序所追求的根本目標的話，那麼，包容多樣、尊重差異的“和而不同”則進一步回答了如何實現此目標。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古代思想家就對“和”與“同”的辯證關係有了深刻認識。據《國語·鄭語》記載，“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史伯通過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重要命題，將“和”與“同”做了明確區分。“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國語·鄭語》）百物的生成是土、木、金、火、水相雜而成，單獨的其中之一是不能成就事物的。“和”是在尊重差異性和多樣性基礎上，通過協調統一而達成更高層次的和諧，正所謂“以他平他謂之和”。
孔子在對“和”“同”辯證關係進行深切領會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和而不同”的哲學命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孔子“和而不同”命題的提出，使中國古代思想家對“和”“同”辯證關係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和”的特質正是在“不同”的存在中得以體現。人類社會衹有在“同”與“異”之間保持一種動態平衡，才能獲取不斷進步的生機活力，這就要求我們既要追求和諧相處，又要強調求同存異。通過對“和而不同”中“和”與“同”辯證關係的把握，我們就能深刻認識到衹有融合多元、整合差異，才能夠生生不息，求“同”排“異”衹會導致自我閉塞，最終將事物推向滅亡，在“大一統”政治格局下所形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交流交融尤是如此。
（三）民本思想的價值取向
民本思想作為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重要理念深刻反映了國家治理的價值認同。民本思想肇始於夏商周三代，發展於春秋戰國時期，雖因朝代更替歷經演變，但其思想主旨始終沒有變化，都深刻闡明了民生憂樂對於社稷興衰的重要影響。《尚書·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經典表達是民本思想的精髓要義。人民是國家的根本，人民穩定國家才會安寧。這充分體現出國家的安危存亡取決於人民。《管子·牧民》進一步指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孟子所提出的“民貴於君”理念，將民本思想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荀子以舟水為喻，肯定了人民力量的價值意義。縱觀歷代思想家對民本思想的闡釋，都強調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背對於政權存續和國家發展至關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