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集體身份的建構主義論述
1.建構主義的意義：觀念決定物質力量
90年代國際關係理論出現建構主義學派，提出“觀念”主導“身份”，“身份”決定“利益”的邏輯思考。其中，代表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從批判“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與“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ism）的立場，借鑑社會學與溝通理論的“自我”（self）與“他者”（other）的概念，建立獨特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Social Constructivism）。 溫特舉出一個典型的例子，英國擁有超過朝鮮數倍的核子武器，華盛頓卻認為朝鮮是區域不穩定的來源，所以，問題的根源不在於物質力量的多寡，重點在於觀念讓物質發生不同作用的力量。
此外，溫特提出國際社會雖然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每一個國家都要追求不同的國家利益與目標，事實上，不是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所強調的單一無政府狀態，而是有多種的無政府狀態文化（anarchical culture）：以“敵人”為主體的“霍布斯文化”（Hobbesian Culture），以競爭者為主體的“洛克文化”（Lockian Culture ），以及以“朋友”為主體的“康德文化”（Kantian culture）。每一種“主體位置”都涉及到“自我”對“他者”的“姿態”或是“取向”，在微觀層次上透過多種途徑實現。
2.身份類別與利益：身份決定利益內涵
在不同文化下，行為體形成不同狀態的身份關係，溫特將此區分為：個體與“團體身份”（corporate identity）、“角色身份”（role identity）、“類屬身份”（type identity）與“集體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 其中，國家存在於國際社會之中，擁有“主權”，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從國家層次），也是“團體”（從全體國民角度），而“角色身份”是相對於其他行為體所呈現的對立現象，例如：殖民母國與殖民地、老師與學生、僱主與員工等等，集體身份與角色身份不同，基本上，針對第三者所形成的身份關係，例如針對氣候變遷問題，聯合國召集全球社會形成“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UNFCCC），或是2001年由於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聯盟”，具有共同因對的“目標”，而不是相互對立的現象。
溫特提出的“集體身份”某種程度可以運用來說明兩岸關係如果朝向和平發展，必須要建立和平發展的集體身份。 影響國際社會“集體身份”形成的充分條件有三個：“相互依存”、“同質性”與“共同命運”三項，通常提到“相互依存”係指在經濟上兩者之間的往來，所形成的各種經濟利益之間的“易毀性”與“敏感度”的態勢。在同質性方面，係指兩個行為體之間在政治體制、意識形態與社會文化方面是否有共通性存在？而在“共同命運”方面，則是針對第三者對於兩個行為體所造成的利益威脅，例如：對於整體美洲原住民而言，西方國家殖民者是他們面對的共同命運，各個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之間的關係是“角色”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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