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兩岸和平發展身份的檢證
1.和平發展集體身份的形成：自然或是社會選擇？
首先，根據行為體之間的互動程度，建立彼此相應的身份關係，國民黨於2004年“總統”大選再度敗北，2005年共產黨為防止民進黨走向“法理台獨”，公佈“反分裂國家法”，激發台灣朝野的反彈，國民黨趁此機會與共產黨合作，透過連胡五項願景的發佈，建立雙方政治合作的基礎，此種身份是一種社會選擇的結果。因此，國共兩黨基於“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建立“反台獨”的“集體身份”，在相互依存方面，國民黨執政以來，強化與中國大三通與大交流，兩岸經貿往來加速進行，對中國投資與經貿依賴度持續上升。以2014年1至10月的統計數字為例，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的金額為927.3億美金，台灣從中國進口量為369.6億美金。 從2008年兩岸正式開放雙向投資，又簽署了ECFA協議，兩岸產業交流及合作更為密切，呈現台灣出超的狀態。同時，在“同質性”方面，兩方不斷強調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內涵，促進各省與台灣的交流，組建經貿採購團來台釋放利多。當然在“共同命運”上，基於共同“反對台獨”的心理，加上，馬英九的“自我約束”，強調“兩岸優先”，以及“外交休兵”，減少國防支出。
以“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其中“國防”支出占GDP（國內生產毛額）2.54%，不但未達馬競選政見的3%標準，其執政後已編列6個年度總預算案，上述數據也創下馬任內的新低。 事實上，2008年馬英九參選“總統”時，曾提出“國防預算原則不低於GDP 3%”的政見，但執政後僅前2年編列預算時達成、且決算時均未達3%。“國防”支出預算占“中央”總預算案歲出預算的比率，亦呈現逐年下降，2014年已降至15.762%，連續5年負成長。
其次，在民共部分，雙方尚未建立政治基礎，也因此無法建立正式的溝通管道，2014年小英基金會林全執行長訪問中國，並定調為經貿參訪，事實上，民進黨的“對中政策檢討紀要”，開放民進黨要與中國進行智庫與城市交流。 不過，中國方面的態度依舊，針對近期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趙天麟訪問中國一事，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重申，只要民進黨不放棄“一邊一國”的台獨分裂立場，中國大陸不會與其進行黨對黨的交流。
2.一般變項：相互依存、同質性與共同命運
在“同質性”方面，民進黨強調台灣主體性，根據政大選研中心自1992年起，長期對台灣的統獨立場、國族認同、政黨偏好度進行調查，近日公布2014年底的數據。除了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在2014年底以60.6%創新高外，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都降至歷史新低的32.5%以及3.5%。基本上，2008年國民黨再次執政後，兩岸交流的頻繁，讓台灣人認同不斷飆升，2009年突破50%，2014年更突破60%。雙重認同則一路下滑，面臨30%的保衛戰。
另外，在“共同命運”方面，係針對第三者而言，國共兩黨針對“台獨”建立反民進黨的“台獨”理念，民共兩黨卻無法針對第三者建立共同的反對身份，事實上，如果以美國干涉台海事務的角度，民共兩黨某種程度，都曾經運用“華盛頓”來牽制雙方兩黨之間的政策。事實上，兩岸在南海島嶼主權爭議方面，面對東協島嶼爭端國而言，具有“共同命運”，不過，在華盛頓強力干預下，以公海自由航行名義，兩岸如果不能積極有所作為，反失去在南海地區的“行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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