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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月刊：文化統合 以《詩經》外交為例

http://www.CRNTT.com   2024-09-01 00:01:14

對於諸侯國，《詩經》以“國”代稱或直呼國名，譬如“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大雅·皇矣》）、“南國是式”（《大雅·崧高》）等，分别指代夏商和其他諸侯國；《大雅·綿》中“虞芮質厥成”具體講到虞國和芮國。《詩經》中的“國風”部分收詩160篇，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是十五個封國的民歌，又稱“十五國風”。需要說明的是，周王室東遷後權勢大衰，無法支配諸侯國，各諸侯國卻主權特徵鮮明，不僅成為春秋時期國際關係的成員單位，更是國際關係的主體。 　　“方國”，指的是當時的邦國聯盟，像《大雅·大明》記載的“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蘇秉琦先生提出中國國家起源發展的“古國—方國—帝國”模型，認為方國是更加成熟發達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是在方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國。⑦袁建平進一步將其細分為“邦國—方國—王國—帝國”四階段，提出商取代夏之前是方國，滅夏后成為王國；周滅商之前是方國，滅商後就是王國；包括“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等都是實力強大的方國。衹不過，夏商周是方國聯盟構成的王國，直到秦代發展為帝國文明。⑧在王柯看來，《尚書·周書·牧誓》篇為周武王出兵討伐商紂王時的宣誓文，武王的部隊是由“牧誓八國”組成“多民族聯軍”⑨，其實就是八個方國。大的方國往往是諸多小方國的聯盟。此外，像“使不挾四方”（《大雅·大明》）、“四方來賀”（《大雅·下武》）、“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民勞》）等文本的“四方”、“方”都是方國的概指。 　　《詩經》中描述的四夷方國有：周太王時期的“混夷”（《大雅·綿》）、“串夷”（《大雅·皇矣》），周厲王時期的“蠻方”（《大雅·抑》）等。此外，像《國風》中的《鄘風·定之方中》《鄘風·載馳》《鄭風·清人》等詩反映的是衛文公時期與北方戎狄的關係。當然，《詩經》不可能系統記載當時所有的四夷方國，像鬼方（康王時期）、虎方（昭王時期）、揚越（穆王時期）、條戎、奔戎、申戎（宣王時期）等就没有記載。實際上，從《商頌·玄鳥》描述中可以看出，方國數量在商朝達到高峰，之後隨著國家間的戰争征伐，如《大雅·皇矣》記載的“以伐崇墉”（周文王征伐商朝友邦崇國）、《大雅·大明》記載的“燮伐大商”（周武王聯合諸侯國伐殷商）和西周分封制的發展，華夏文明內部方國數量驟减，跨越外服的周邊四夷方國也在不斷整合之中。 　　綜上所述，從政治行為體的關係結構來看，作為宗主國、代表周王室權力核心的“有周”“時夏”（《頌·時邁》）或“中國”（《大雅·民勞》），與拱衛王室的諸侯國以及周邊四夷方國，通過內外服、分封制等制度優勢〔“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頌·時邁》）〕和政治文化輻射力〔“我求懿德，肆於時夏”（《頌·時邁》）〕，形成中心國、次中心國、跨境國、周邊外圍國等不同層級，並全部統合於“天下體系”內，形成一個向心結構的多中心政治共同體。各政治行為體身處“天下體系”，在人文地理與文化心理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統合度，但由於地理遠近、血緣親疏、文明程度等因素又使其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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