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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月刊：文化統合 以《詩經》外交為例

http://www.CRNTT.com   2024-09-01 00:01:14

可以說，《詩經》是奠定“經典華夏”和“人文中國”最為重要的系統工程，不僅與樂構成歌曲傳唱，更是與禮樂合而為一，構成周禮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頌《詩》行禮、《詩》禮教化、賦詩言志等方式，發揮著華夏文明強大的文化制度輻射功能。 　　2.作為春秋時期通行教科書，《詩經》成為標準規範的“雅言”“官話”，形成政治文化認同感和凝聚力，為完成日後文化統合、天下“定於一”創造了條件 　　《詩經》通過內政外交的禮儀用樂和各國政府文化精英的交互往來，普及天下各國，讓彼此之間易於理解對方的倫理與思維，逐漸產生共同的歷史記憶和表徵系統，形成特有的政治文化認同感。孔子高度認可《詩》、禮、樂三元一體的系統教化功能，提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認為“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同時，同樂師一樣，他在授課和主持禮儀活動時，使用的應該都是標準普通話，即“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推廣了雅言“官話”。對有志於從事內政外交工作的學生，他強調要學以致用，告誡：“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 　　季札被尊為春秋時期第一外交家，與孔子齊名，史稱“南季北孔”。他對內“三讓天下”，對外作為文化使者，多次出使列國，倡導禮樂，弘揚儒家思想。他對《詩》樂造詣極深，《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季札觀周樂”這一典故，說明他能夠以《詩》觀政，切中時弊，觀詩歌樂舞能知國政清濁、國運盛衰、民風好壞以及道德高下，被譽為春秋智慧第一人。 　　其實，早在孔子修訂之前，《詩經》就已經作為教材在中原各國以及四夷方國通行，成為衡量個人文化政治素養和國家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標準。當孔子返魯修訂《詩經》後，令《詩經》達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的程度，如同當今流行音樂在世界各國廣為傳唱一般，《詩經》也在最易為人接受的藝術氛圍中，從文化外交方面為“語同音”乃至“書同文”的“雅言”和“官話”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貢獻。 　　3.“賦詩言志”“以詩代言”成為春秋時期外交人員的基本技能，開創世界外交史上獨一無二的《詩》禮外交，將外事活動提昇為各國平等參與的外交藝術 　　從展現國家軟實力的功能來說，“賦詩言志”、“以詩代言”，不僅能夠融洽賓主友好氣氛，增進彼此情誼，還可展現國家威望以及仁義禮智信等倫理價值觀。從《左傳》記載可以發現，公元前579年和公元前546年兩次弭兵會盟後，晋楚平分霸權，國際形勢趨於緩和，列國間外交活動頻繁，晋鄭兩國卿士間甚至有過三次賦《詩》高潮⑯，涌現出“春秋詩學十家”等一批“詩禮”名家。⑰他們不僅是賦詩、引《詩》、解《詩》高手，更懂得引《詩》論事、以《詩》斷事、觀《詩》知人論世，《詩經》成為當時社會精英層的共同記憶與通用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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