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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月刊：文化統合 以《詩經》外交為例

http://www.CRNTT.com   2024-09-01 00:01:14

從維護國家利益的功用來說，“賦詩言志”、“以詩代言”不僅可以印證並獲得政治合法性，還能藝術性地解決具體的國家間課題。譬如，《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公元前559年晋國作為盟主召集向地會盟準備伐楚時，姜戎國首領駒支參會卻被晋卿范宣子排斥，駒支理直氣壯地加以批駁，歷數戎人支持晋人的史實，並賦《小雅·青蠅》加以譏刺，令范宣子自覺理虧道歉並同意姜戎會盟。這一史實說明，《詩經》當時已完美融入周朝的天下體系，連四夷方國都掌握了如何在外交中運用《詩經》獲得政治合法性、維護國家利益的技巧。 　　通過“賦詩言志”“以詩代言”來解決國家間的難題更為普遍。如《左傳·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記載，吴國入侵楚國，楚將申包胥去秦國乞求援兵，秦哀公故意推脱，申包胥在秦宫外連哭七日七夜，終於打動秦哀公賦《秦風·無衣》，即“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偕行”，表明秦國願意出手相救。 　　當然，不懂《詩》禮的官員，定會遭到嘲諷痛斥，甚至關係個人的生死榮辱。《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記載，魯國大夫叔孫豹接待齊國大夫慶封時，見其不知禮節，就賦《鄘風·相鼠》加以諷刺，慶封卻渾然不知。叔孫豹就預言“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果然，暴富後的慶封很快被殺身滅族。 　　春秋時期“自朝會聘享以至事物細微，皆引《詩》以證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輿台賤卒，所有論說，皆引《詩》以暢厥旨焉”，⑱這是對“以詩代言”“賦詩言志”功能的概說，也是春秋時期政治思想家們的一種共識。《詩經》平台對於各國都是平等的，在這一平台上交流時，需要文質彬彬的優雅表達，自然也就排斥唯我獨尊的強勢語言，至少從形式上達到國際關係的和諧共存。僅從這點來看，現代國際公法意義上的平等原則早在春秋時期就已具備實現的條件。 　　　　　　　　　　　　　　　四、結語 　　《詩經》作品真實再現了西周春秋時期華夏諸國與四夷方國在“天下體系”內交流互動的情形。在周朝的“天下體系”內，各政治行為體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周朝的政治領導人出於強烈的憂患意識，引發“天命靡常”和“天人合一”的認知，發明內為憲制、外為國際公法的周禮等天下治理制度，培養出一批批具有天下情懷的政治文化精英，依靠《詩經》等核心載體全面推行禮樂制度，並開創了全球外交和國際關係史上獨具特色的詩禮外交，將政治性很強的外事活動提昇為外交藝術，將“天下體系”逐漸打造成一個“語同音”“書同文”“行同倫”的文化共同體，形成政治文化上的凝聚力，展現出華夏文明的創造性軟實力，為日後的大一統創造了諸多重要的制度性條件。 　　台灣學者傅啟學認為，從周代開始，中國在文化上已是大一統之局，秦滅六國後，中國才形成政治上的大一統之局。⑲中國何能成就大一統，能將不同地區、不同性格、不同風習之族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統之下，來共同創造一個歷史傳統？是因為與其他國家民族相比，中國人自古就表現出強大的民族性天賦，即政治的能力、創立優良政治制度的能力，所以才能完成大一統之局面，且能維持此局面歷數千年之久而不敗。⑳ 至於未來人類世界究該永遠分裂抑或融和相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給出了路徑優化方案。至於如何提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當今國際社會結構中的嵌入度，歷久彌新的《詩經》中的中國古代外交智慧無疑可供充分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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