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鯤鵬的境遇也代表了一大批“青椒”面臨的困境。他來自河南農村，上博士之前已經結婚，愛人在老家。“現在讀博士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工作有家庭的，像我那一屆，183個博士，有103個都有孩子和工作。”
博士畢業時，他放棄了留在北京的打算，選擇了杭州的一所學校。然而剛在學校工作兩個月，他就感受到巨大壓力，“自己每月的工資只有四五千元，愛人無法在這裡找到合適的工作，即使找到一份待遇很低的工作，孩子也無法照顧。”
“我的一個同學也在杭州一所高校工作。他老家在江西農村，還要補貼父母，為了多賺點錢，超負荷工作，教了很多課，也申報了很多課題，3年後積勞成疾，這件事對我刺激極大。”小吳老師決定離開杭州，來到了遼寧南部的一所二本院校，兩年後，他用學校的各種補貼和優惠政策購買了一套將近160平方米的房子，給自己布置了一個大大的書房。
“沒有了生活的壓力，我的心情也漸漸平複，能安心讀書了。”畢業不到5年他就評上副教授，還獲批一項國家社科基金和一項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僅在核心期刊就發表了20餘篇文章。
談到這5年“逃離”一、二線城市回到小城市的經歷，小吳老師感覺還比較滿意。“對於那些仍然在一、二線城市高校和科研部門苦苦打拼的青年教師，我深切理解他們的艱辛和訴求。現在傳播技術如此發達，不管在哪裡都能便利地獲取各種學術資訊。也許他們可以走一條迂回的道路，先到一個壓力小的地方把生活安頓好，把身心調整好，等經濟和學術上都有積累之後再嘗試回到一、二線城市重點大學。在二本院校，學術平台的影響力、工作單位的知名度確實影響項目的申請和成果的發表，這是到三、四線城市二本院校必須付出的代價。但只要足夠努力，這些困難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
職稱：希望與失落，在年複一年的努力中循環往複
清晨，遼寧某體育院校的喬老師一大早把4歲大的女兒送到幼兒園，然後趕到學校上課。上課之餘，他還要抽出時間帶半身不遂的父親去做康復。“這點生活壓力對我來說不算啥，都可以克服。真正的壓力來自學校，比如科研、課題和晉升職稱那些事兒。”
喬老師說，現在學校採取的都是“定員定編”，“一個蘿蔔一個坑”，也就是說關於崗位和職稱都是限定好名額的。比如他們教研室，假設有3個副高指標限額，如果名額滿了，無論青年教師多優秀，都難有晉級機會。
“如果每天只圍繞著教學和科研做事我會很快樂的。”喬老師對於“單純”的高校充滿向往，“但各種評估、各種考核擾亂了我的工作和我的心。”從申請課題到報銷課題經費，從寫作到聯繫出版，科研得跟著程序跑，讓教師們無法淡定。不少時候，各種評估、考核、完成課題、出書的終點只有一個——評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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