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知識體系的國家“主權”觀
所謂“主權”並不是個“先驗性”的概念，它是在歷史的發展中經由政治的需要而被建構出來。
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以後，這個地球上的政治體就進入了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運作方式。英文World一詞指的是在這個地球上的“世界”，組成這個世界的政治體的主體被選定為“國家”，而不再是教皇、自由城市或其它政治體。所謂“國際關係”也是“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主權”與“國家”間劃上了等號，即只有“國家”才有“主權”，擁有“主權”的才能稱得上完整的國家。
西方國際法形成於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國家”成為了國際法的主體。現代國家的一切基本要素都已在歐洲主要國家體現。國家對內擁有屬地和屬人的最高權，對外則堅持“絕對”、“至高無上”、“獨立”，“排它”、“平等”、“尊嚴”、不承認在其之上具有“最高權威”的存在。國家的“最高權威”是甚麼？政治學者將它命名為“主權”。
隨著西方向全世界的擴張，“國家”等同於“主權”的概念普遍為全世界所接受，並成為國際法的重要部分。
由於“國家”與“主權”兩者為一體，因此，在西方知識的語彙中，“統一”與“獨立”涉及“主權”重組問題，兩者完全是“政治上”的事務與需要，沒有所謂“歷史目的論”的問題。“維護國家‘主權’完整”、“爭取“主權”獨立”均為政治上的立場，或許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需要，但是並不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記憶的一部分，這些“政治上”的立場，往往與領土、經濟、人口等有形的利益掛勾，而成為遂行其政治目的的一種方式而已。
這也是為甚麼“現實主義”一直是居於西方知識體系中的主流，政治人物思考與採行的首要手段。一個以追求或維護“絕對”、“至高無上”、“獨立”，“排它”性“主權”的國際社會，“權力”自然是必須引用的工具。所以，一個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世界，必然是一個權力政治的世界，也必然是一個崇尚強權即真理的世界。
從西方的知識體系中可知，在兩岸關係中，如果我們掉進了“主權”的陷阱，就必然會接受“權力政治”做為解決爭議的選項。但如此一來，解決問題的希望就變得很渺茫了。因此，我們必須要捨此途徑，從中華文化中另尋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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