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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應以中華文化思維處理爭議 |
在“天命”的概念下，天下不會永遠只屬於“一家”，如果倒行逆施，“天命”會轉。每一個開國的皇帝均認為天命已經轉到他這一家，因此，他即使消滅了前朝，但並不會否定前朝與天命的縱線關係。為前朝修史，一則為天命傳承，更重要的是，可以透過對前朝的歷史書寫，鑒古知今，讓新朝天命得以恆常。
中華文化中這種天命延續、歷史傳承的認識與西方國家間的征伐有著不同的文化意涵。除了中華文化以外的其它文化區內，被消滅或併吞的政敵，其歷史也就結束了，征服者在不同的文化或歷史脈絡中重新書寫他所傳承的歷史。這也是為何中國可以延續從黃帝以降的中國歷史，而其它歷史上的偉大帝國卻早已灰飛煙滅而無接續者了的緣故。
“國家”在中國文化的意涵裡只是個行使治權的“朝代”而已。回顧中國歷史，由於王朝不斷更迭，形成與其它西方帝國不同的“二十五史”特色。放在今天的歷史來看，1911年武昌起義，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其實只是“中國”這個“天下”的一個“治權政府”或一個“朝代”而已，它與明、清朝代的意義完全一樣，差別僅在於治權上的皇權或共和。1912年中國的“天命”從清朝轉移到了國民政府。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是企圖接續民國政府“天命”的“治權政府”。
畢竟1949年渡海而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完全被消滅，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仍然力圖建設台灣、反攻大陸。在李登輝以前，從中國歷史的意義來說，台北並沒有放棄與北京“爭天下”，兩者均為“大一統”的信徒。在“真偽”、“正閏”之辨上，台北認為北京政府原是叛亂團體，信奉共產主義、摧殘中華文化、因而最多只是個“閏統”，台北才是“正統”。反之，北京認為國民政府民心已失、天命已絕，台北的“中華民國”只是一個落難的逃亡政權而已。
去年我們兩岸統合學會完成了一部紀錄片《百年中國：迷悟之間》，回顧了從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民族在追求現代化路徑過程、政治力量彼此互動征伐間的迷與悟。從中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處理國家與天下問題時的不同態度。
努力於船堅砲利或維新變法是一群守舊知識分子對“國家”（清朝政權）存亡的盡力挽救，但是另一群知識分子則相信清朝的天命已走到盡頭，並需要武力革命才能救“天下”人。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到底要走何種路線才能救中國，這是一種路線與政府為誰的選擇。但是到了日本軍國主義入侵，中國知識分子，不分左派還是右派，均在蔣介石政府的領導下一致抗日，他們擔心日本人不止會讓中國“亡國”，也會讓中國“滅種”（即文化、道統的消失），前者是政權被擊敗，換日本人統治，後者是中國這個天下都亡了。因此，正如同顧炎武所說，“保天下者，匹夫有責”。八年浴血抗戰，這是在這種不要亡天下的概念下，全民風起雲湧一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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