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毛澤東回電，其中談到蘇聯政府最好這樣答復南京政府的照會：“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一直希望看到一個和平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但是如何達到中國的和平民主和統一，這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蘇聯政府本著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認為不能接受為中國內戰雙方進行調停的工作。
“……只有蘇聯在中國人民當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蘇聯在答復南京政府照會時採取您1月10日電文中陳述的立場，那麼這將導致美國、英國和法國認為有義務參加調停，國民黨也會找到借口誣蔑我們是好戰分子。而對國民黨不滿和指望人民解放軍迅速勝利的廣大人民群衆就會感到失望。
“……現在我們傾向於用全部事實戳穿國民黨的和平騙局。因為現在的情況是，中國階級力量的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國際形勢也不利於南京政府，人民解放軍今年夏天就可渡過長江，進攻南京。
“似乎我們不再需要採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現在的形勢下，採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
對此，斯大林於1月14日又復電毛澤東，其中特別指出：“如何對付南京和美國的這種手法，可以有兩種答復。第一種，直截了當地拒絕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議，以此宣布必須繼續內戰。但這意味著什麼?首先，這意味著，您在桌子上亮出了底牌，把和平旗幟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國民黨分子的手中。其次，這意味著您幫助我們在中國國內外的敵人，讓他們誣蔑共產黨是繼續內戰的擁護者，讓他們贊揚國民黨是和平的捍衛者。第三，這意味著您給了美國在歐洲和美洲大造社會輿論的可能性，說不可與共產黨講和平，因為它不想要和平，說中國實現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組織列強的武裝干涉，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時間裡對俄國所進行的干涉那樣。”
往下又談到第二種靈活的答復方案，其精神是第一次電文中闡述的蘇聯建議。當天，1月14日，毛澤東說收到了上面談到的1月11日的補充電文，他在電報中宣稱：“在基本方針上(利用與國民黨的和平談判，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我們與您是完全一致的。”同時又通知說，當天他們公布了同意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於是，斯大林再次通知毛澤東，說從他最後一次電報中，“清楚地看出，在對待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議問題上，我們之間已達成一致看法，中國共產黨已開始‘和談’運動。也就是說，這個問題可以說已經解決了。” 我去中國用的是安德列耶夫這個化名，簽署發給菲利波夫(化名)的電報也用的是這個姓。這是按斯大林的意見辦的，以防萬一在中國洩露出我在那裡的消息。
我1月26日飛往中國，1月30日抵達那裡，一直停留到1949年2月8日。同我一起前往中國的有原鐵道部長柯瓦廖夫(當時是我黨駐中共中央的代表)，一名翻譯，一名中央機關工作人員，他也姓柯瓦廖夫。
淩晨，我們從旅順起飛，拂曉飛抵石家莊附近的原日本軍用機場。到場迎接的是朱德總司令、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和翻譯師哲。從這裡乘繳獲的汽車行駛 160-170公里來到黨中央和革命委員會所在地--位於山溝裡的西柏坡。
頭兩天毛澤東介紹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和在中國共產黨內曾發生過的派別鬥爭。在後幾天會晤中他也常常提起中共黨史上的這些問題，講了許多他怎樣艱苦地同左右傾作鬥爭，因為王明的行為黨和軍隊怎樣受挫(王明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後來又怎樣糾正了錯誤，派別分子怎樣殺害中共黨員幹部，而他本人如何幸免於難，他曾被開除出黨，曾想殺掉他等等。但從王明和李立三被揭露以後，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講)與自己的同志們一起工作得很好，終止了殺害黨的幹部。他一直贊成黨內講寬宏大量，認為不應該因意見分歧而被趕出中央，不應該進行迫害。
毛澤東講，就是這個王明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我們仍把他留在中央委員會裡，仍住在中央駐地，儘管實際沒有任何工作。他非常詳細地講述了王明的錯誤。顯而易見，他想試探一下我們怎樣對待王明，我們有沒有意圖依靠王明或聽取他的意見。我清楚毛澤東和王明之間的分歧，所以就沒有過多談論他。還在莫斯科就已商量好，我不同王明見面。在同毛澤東談話時，他一次也沒參加，也不想和我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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