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關於新疆。這一問題也同樣引人注意。毛澤東懷疑我們在新疆的意圖。他說，在新疆伊犁地區有獨立運動，不受烏魯木齊政府支配，那裡存在著共產黨。他說，1945年在重慶會見白崇禧時，白告訴他，伊犁地區的起義軍擁有蘇聯製造的大炮、坦克和飛機。
我向他明確地宣布，我們不贊成新疆地區的獨立運動，而且我們對新疆沒有任何領土要求。我們認為，新疆也應是中國的組成部分。
毛澤東提出了中蘇之間修建途經新疆的鐵路的建議。作為另一種方案，任弼時提出中蘇鐵路經過蒙古修建。後來在莫斯科討論這一問題時，斯大林表示希望這條鐵路經過蒙古修建。因為這樣走路線短，省錢，把經過新疆的路線作為下一批工程。
六、關於蒙古。毛澤東主動問我們如何對待外蒙和內蒙的統一。我回答說，我們不主張這樣的統一，因為這可能導致中國失去一大塊領土。毛澤東說，他認為外蒙和內蒙可以聯合起來並入中國版圖。我對他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已享有獨立，日本投降之後中國政府承認了外蒙的獨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有自己的軍隊，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道路，它早就領略了獨立的滋味，任何時候都未必會自願放棄獨立。如果什麼時候它和內蒙合並，那一定是成立統一的獨立的蒙古。出席會談的任弼時這時也插了話，他說內蒙有300萬人，而外蒙才100萬。鑒於我的這一信息，斯大林給我發了電報，讓我轉告毛澤東，電報指出：
“外蒙領導人主張按獨立統一的蒙古國的原則將中國所有蒙族地區同外蒙合並。蘇聯政府表示反對這一計劃，因為它意味著從中國割去許多地區，儘管這一計劃沒有威脅到蘇聯的利益。我們認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區都統一成一個自治地區，外蒙也不會放棄自己的獨立而在中國版圖內實行自治。自然，這事的決定權屬於外蒙自己。”
看了這一電報後，毛澤東說，他注意到了電報的內容，並說“他們當然不保護大漢族沙文主義路線，不再提出蒙古統一的問題。”
七、關於其他國家承認未來革命政府的問題。毛澤東對此有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希望外國首先是蘇聯立即承認中國新政府。另一個方案(毛澤東顯然更欣賞這一方案)是不希望新政府立即被承認。如果外國政府宣布承認它，那也不拒絕，但暫不予以同意。這種政策要實行一年。中國人指出第二種方案好，因為這樣可使新政府放開手腳，便於對在華外國人施加壓力，而不必理睬外國政府的抗議。
毛澤東總是說，他們中共中央等待著我中央的指示和領導。我回答說，我中央不可能干涉中共中央的活動，不能給予任何指示，不能領導中國共產黨。我們每一個黨都是獨立的。當請教我們時，我們只能提出建議，不能給予指示。
毛澤東堅持說，他等待我中央的指示和領導，因為他們缺乏經驗。他故意貶低自己作為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家的作用和意義，說他只是斯大林的學生。他不認為自己的理論著作有什麼意義，因為他對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新的貢獻。
我認為，這是東方人表示謙虛的一種手段，並不代表毛的本意和他對自己的認識。
為了證實上述說法，我摘錄一些當時同毛澤東的重要談話記錄。在第一次會談時他就說：“請注意，中國大大落後於俄國，我們是貧乏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過許多錯誤。如果用俄國尺度衡量我們的工作，那我們就什麼也沒有做。”
我回答說，“這些話只能證明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謙虛，但很難讓人同意。若是貧乏的馬克思主義者，就無法領導中國內戰達20年之久，並取得如此的勝利。至於錯誤，所有進行積極活動的黨都有。我們黨也犯錯誤，但它堅決堅持無情揭露錯誤的原則，以免重犯並從中吸取教訓。”
毛澤東補充說，他們是好心犯錯誤，並誠心誠意地糾正錯誤。他還舉了一個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土改中犯了錯誤，後來在分析這一錯誤時發現，早在1933年中央關於土地改革的決議就寫得非常正確，而到1946年卻忘了。倘若1946年重溫一下，那就不會犯錯誤了。於是，1946年他們重新印發了1933年的土改決議，向農民公開宣布了自己的錯誤並把錯誤的責任承擔下來。因為領導人要為基層工作人員的錯誤承擔責任，儘管這些錯誤不是領導人本身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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