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為什麼會選中你？
程不時：他們覺得是工程上的需要，我們這裡需要人，就把我調來，我是不屬於上海人，我沒有爭取到上海排隊，因為排隊要排很長，上海的各地，沒有參加排隊，但是點名叫我來，是這樣的事情。我當時在沈陽我是負責中國一架超音速的教練機一個設計。
記者：也是第一架？
程不時：也是中國第一架超音速。至於說第一次為什麼設計第一架飛機就要我當總體組組長，那是很偶然。
記者：你原來設計軍用飛機，現在設計了民用飛機了，軍轉民。你當時怎麼考慮？
程不時：首先第一我認為航空不是一個知識已經凝固的地方，我畢業以後，所碰到的這些技術進步都是我在課堂裡面沒有碰到過的，我調到上海來以後，到幹這架民用飛機，把我的注意力又轉向充實我民用機設計的要求上，不斷提高自己。我來的時候是當總體設計組的副組長，正組長是一位工人，當時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四級工，但是這個工人同志他知道他對飛機設計沒有發言權，所以所有的技術他不參加討論，他實際上沒有貢獻。
記者：雖然是副的，實際上你是總設計師？
程不時：對，實際上我是總體設計組長。
來到上海後，程不時開始了他並不熟悉的民用飛機設計。1971年的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在這樣一個特殊政治環境下，新啟動的大飛機研製項目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
記者：這個過程是不是很艱難？
程不時：一方面是有大家相互磨合的問題。當然文化大革命中間有個別的知識分子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間那種政治性的，空頭政治性的影響，所以老是講空話、套話、上崗這樣子。比如說我們在選擇方案的時候，有的飛機設計三台發動機，有的人提意見是四台發動機，結果他有一個發言，他的發言說這發動機越多就越安全，我們這個飛機是給毛主席設計出差用的，為了體現對毛主席盡忠，我們設計五台發動機，所以現在的方案中間，我的發動機最多所以我對毛主席最忠。
記者：就完全脫離技術實際、科學實際？
程不時：達到政治上，這後來成為笑談，大家覺得，大家並沒有這樣子就取他的方案，反而覺得他這是很不嚴謹的科學態度，中間還有很多干擾。所以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間，一方面物質條件是很差的，我們在那個工廠的食堂裡面工作，有的地方是……
記者：怎麼會在食堂工作呢？
程不時：沒有辦公室。
記者：國家上台的一個項目？
程不時：國家上台的一個項目，但是跑到上海來，現成的辦公室沒有，就在工廠食堂裡頭，開吃飯了，大家都收起來，收起來，圖紙收起來，然後吃完飯以後再攤出來。還有的地方，有幾個組，有一個組放在我們在一個飛機修理工廠，小飛機經常，有兩種進廠方式，一種是飛機飛過來修理，有一種是裝在箱子裡面運過來，一種飛進來，一種爬進來，裝飛機的箱子，包裝箱，把包裝箱裡頭放兩個桌子，一個組就放進去了，就在包裝箱裡頭工作，這有的時候是這樣子。文化大革命中間當時有一個口號，先生產後生活，所以我們首先就是忘我的投入設計工作，生活的問題就往後推了，機場裡頭很多蚊子叮，南方穿短褲，怎麼辦？用報紙把腿包起來，手包起來，然後在上邊畫圖。
十年後，也就是1980年9月，程不時和他的同事們完成了這項近乎神秘的研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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