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說過，“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一章》)意味眾妙亦即萬物生成的門徑是虛無玄遠。同時，老子這一對後來影響深遠的經典語句，還可以引出另一方面的聯想：那就是只有那些在歷史上處於“玄”乃至“又玄”層次的學術和思想，才可能為後人留下再詮釋和出“眾妙”的空間。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術，實際上都可以看作是這“眾妙”不同表現形式。一種思想學術要想得以流傳，往往不在於它本身說明了什麼，而在於它的叙述可能為後人暗示著什麼，從而激發後來者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並由此使可能斷裂的歷史和學術傳承下來。
站在這一角度看，以綱常名教來維繫的社會政治秩序，由於其本來的身份只是“眾妙”的組成部分，所以它們自身不能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們只是無為之道的具體末節和表現，是自然之糟粕或“糠秕”。顯然，直接從這些“糠秕”中是很難找到聖人思想的精髓的。聖人思想的精髓在糠秕之外，在“性與天道”。
《周易.系辭上》中有孔子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說。由於可以理解為言外之意本深藏於聖人心中而並未表達出來，而且，正因為如此，它才顯示了自己的獨特價值，即聖人不曾言說的部分才真正是其“大義”所在，也就難怪子貢們見聞不到“性與天道”了。而所能見聞到的東西，譬如儒家經典，由於未能闡發這隱微的性理即聖人思想的精華，所以就只能歸之於荀粲所謂“糠秕”一類。那麼，問題的中心，也就不能不由言中取意走向言外尋意。
在這裡，荀粲所謂“非物象之所能舉”的“理之微者”(《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注引何劭《荀粲傳》)，或他所追求的言外之意，實際上也就是老子所說的“非常道”的“道”。其時“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同上)則說明，只有在“道”上有所突破，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當然，道“玄之又玄”，不能直接感知，它只能通過內心的直覺反觀才可能與之合一即達到所謂“玄同”。但道之可道不可道，人之可聞不可聞，本身也是相對的，它們應符合老子自己關於有無相生、難易相成、前後相隨的對立互反的規定，道與器的鴻溝正是因此而可能被跨越。也就是說，“可道”是“不可道”的必要和必須的補充。無論道的形上性怎樣被強化，它總可以有接近和把握的辦法，所以孔子才可能以“聞道”為最高的價值指向和終極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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