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玄學的起源和使命
玄學是魏晉時期占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想。自湯用彤先生始，學界已習慣於統稱魏晉思想為“魏晉玄學”。然而，“玄學”稱謂的正式出現則較晚。《宋書.何尚之傳》曰：“(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諸學者慕道游學的“南學”是與“北學”相對的概念，即認為北方行“儒學”而南方行“玄學”。玄學在這裡是學術分科的概念，它在南朝宋時是與儒學、文學、史學並立的“四學”之一(參見《宋書.雷次宗傳》)。不過，湯一介先生據《晉書.陸雲傳》述陸雲“本無玄學，自此(夢與王弼游後)談《老》殊進”的記載，推測西晉時人恐已使用了“玄學”這一名稱(《郭象與魏晉玄學(修訂本)》第10頁)。
“玄學”之名的相對晚起，並不影響玄學思潮在魏晉時期的出現並成為這一時期主流學術的事實。這一先有學術之實而後有相應之名的現象，本來也正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大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它說明了集中體現著時代精神和理性傳統的學術思想，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選擇整合，才能為歷史以特定的稱謂予以認定。這在中國學術史上並不是絕無僅有的。
玄學的“玄”之一字，固然出自於《老子》的“玄之又玄”一語，但《老子》主要是在講道而非講玄，“玄”在《老子》只是對道的存在狀態的一種形容，而並非是一個典型的哲學概念。在學術淵源上，最早將“玄”直接作為哲學概念來論述的，是西漢末揚雄的《太玄》。揚雄對漢魏之際學術變革的影響，一是他揭櫫了“玄”論，另一則在於他融貫《周易》、《老子》而談玄的方法。“玄”在揚雄作為主宰萬物變化的最後根據和無所不包之道，可以看作是從宇宙生成的角度開始了有無之辨；與此有別，後來的王充則是從天道自然的角度去消解天人感應的神學基礎，納天道入自然：“天地，含氣之自然也。”(《論衡.談天篇》)“自然”的概念同樣出於老子，但只是在王充以後才獲得了它更為充分的意義。因為王充將自然無為的性質與元氣的質料基礎結合在了一起，為自然無為的宇宙本原性質的判定，提供了堅實可信的基礎。“謂天自然無為者何？氣也。恬淡無欲，無為無事者也。”(《論衡.自然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