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過程中，漢武帝和儒家思想代表董仲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為秦亡漢興之後的儒家大師，董仲舒為了統一國家的長治久安，認真地總結秦專任法家而亡的教訓和漢初黃老無為政治流行所帶來的流弊。他從“《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入手，推重陰陽五行學說以復興儒學，最終將以“同”為標識的法家思想改造為以“統”為特色的儒家學說，並為此構造出了一整套以天人感應為基調的哲學理論，成為當時的“儒者宗”。與此同時，他從維護社會等級秩序的目標出發，吸收包括法家在內的各家主張，概括出了處理君臣、父子、夫婦關係所必須遵循的 “王道之三綱”。三綱是永恒的絕對原則，其實質是以等差的形式來實現君權和國家的“一統”。三綱之義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堅守天、道不變的信念和主張，因為天是宇宙的根基，而道則是據於天而生的社會政治制度，如此的制度本是至善，“萬世亡(無)弊；弊者，道之失也”(《舉賢良對策三》)。有弊者也就不是道了。
但是，“萬世亡弊”的不變之道，在更大程度上還是理想，因為不變(常)畢竟是與變相伴而生的，董仲舒深知，從來不可能有絕對不可變更的事物存在。他已看到“春秋之道”“有常有變”，變與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繁露.竹林》)。變與常各有自己的適用範圍，不僅不互相妨礙，而且正好相互發明。其所以如此，在於董仲舒本是春秋公羊學家，他必須面對一年四季天道變化的現實，“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為四時”(《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四時之常本是在天地之理的變化中形成的，五行的變化在這裡起著至關緊要的作用。由於天人感應的內在機制，天變必然要反映到人事上來。“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適應於以德救變的天意，他提出了因應木、火、土、金、水五行之變而採用不同的救變方法的主張。事實上，無論任何存在，都是要在變中求生存的。“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只有如此，才能反映客觀之“勢”的要求，適應天道變化的本性。
從而，天、道的不變原則就只是一種總體的樣態，它實際上仍是由變化來支撐的，甚至天變還需要人事的救助才能轉危為安。那麼，從五德德運的終始變化，到五行之變而救以人事，思想家們都已意識到天並不存在不變的可能性。事實上，“弊者，道之失也”的觀點，本來就容納了道的可變性；而道有變，作為其根基的天自然就動搖了起來，即由道變而有天變。到東漢後期，隨著政治腐敗的加劇和社會矛盾的尖銳化，黃巾起義爆發，而起義的領導者們正是以天變、變天作為其口號和政治綱領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也就是五行德運之木運(色尚蒼)已絕而土運(色尚黃)當興。德運在這裡越過了代表漢王朝的火運(色尚赤)，是因為作為起義理論指導的道教典籍《太平清領書》已經把木、火直接聯繫在了一起。火既為木生，“厭木”則“衰火”(萬繩南：《魏晉南北朝史論稿》第5頁)，而土卻可以克火。從而引出了“漢行已盡，黃家當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的革命性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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