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黃天”代“蒼天”，可以說是五德終始理論的實踐和檢驗。農民起義雖然未能得到正果，自身之天沒有能夠確立起來，但畢竟以“黃天”瓦解了“蒼天”，“黃天”與“蒼天”實際上是同歸於湮滅。這說明以“德運”的機制來解釋社會治亂和統治的興衰，雖然具有相對的性質，但它畢竟打破了“不變”之天不可變的神話。人對於天不是無能為力，而是可以主動地選擇。由此給後來的學術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機遇。這就是既然漢天子“大一統”的不變權威可以被推倒，依賴於這一“天”的支持的道，也就沒有理由說不能變化。從而，學術的發展步入多元的格局，由“天不變，道亦不變”走向它的反命題：天變則道亦變。
當然，變與不變(常)不是絕對對立的東西。變是相對於煩瑣僵化的漢代經學而言，它的特點是破舊，但破舊總是與立新共生的。由此也才真正體現出了變的價值。同時，變也有自己內在的制約機制，這就是各家各派都要求以自己的思想去規範和治理天下，即變中又有不變的一面。鑒於漢代經學沉溺於現象比附甚至是荒唐比附的研究方法已經走到盡頭，學術要想發展，就必須另辟蹊徑，另尋出路，超越現象層面的研究而深入到背後的根源和抽象的義理，尋求永恒的不變。
結合歷史的發展來說，另尋出路並不是無中生有，歷史的發展具有它自身的連續性。一代學術總是站在前代人提供的思想資源的基礎之上、在對過去歷史的繼承中走向前進的。只是這種繼承的重心，不斷經歷著重新的選擇。而在形式上，變與不變的糾結，又表現為一統與分殊的輪替。秦、漢無疑都實現了國家的政治和思想統一，秦以法家，漢以儒家，兩朝所尚學術不同，但排他而專一的價值觀卻完全一樣。只是秦的“三同”變成了漢的“大一統”。對於由“同”變“統”而與其他學派發生的矛盾，秦王朝採取了焚書坑儒的極端措施來解決，漢王朝雖然沒有走向這一極端，但其“獨尊儒術”的國策與秦的“一斷於法”在實質上並沒有兩樣。秦漢時期學者企盼的一致百慮、同歸殊途的學術理想，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實現。
在這裡，歷史似乎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原來的起點：即秦皇、漢武分別依法家、儒家主張而走出的求“同”求“統”、也即求“一”的道路，在取得了相當成效之後，於秦末漢末又趨於瓦解，由統一走向分裂，由同一走向多樣，並激起了新一波的諸子各家的爭鳴；可是，很快，思想家、政治家們又不約而同地做出了新的由多致一的選擇。當然，時代畢竟在發展，漢末的情形已與秦皇、漢武時期的一家統眾家不同，它不再執著於從各家之中選擇和推行某一家的學術，而是發出了不同理論都需要有一個共同的根基的呼籲，要求尋求一個將各種理論貫通起來的最終的本體，以此本體為善之元、事之會。故百家之統合不在於學派的門戶，而在於是否能夠從理論上說明致極歸一、以一會眾的道理。只有符合如此要求的理論，才能為時代所選擇而得到發展。各派學者的這一共識，正是玄學興起所擔負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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