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王充天道自然觀對於漢魏之際哲學變革的意義，就突出地表現在它對漢代占主導地位的從現實世界之外尋求其生成原因的思維傳統的否定。當然，萬物生成的本身，王充還是要講的，但由於自然無為的因素的制約，生成論的中心已經是“自生”。所謂“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論衡.自然篇》)但王充的“自生”雖然無目的無神意，但卻有根據有來由。後來裴頠、郭象等的自生論實際上都是從王充發端。
王充的創造精神並未到此止步。與“自生”相發明，他又提出了“不生”的思想。他說：“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論衡.道虛篇》)既然天地不生不死，生成論問題也就從根本上喪失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生是變，而變則有死，只有不生不變才能長生永恒。王充將“自生”與“不死”和合，實際上宣告了哲學的轉向從這裡已經開始。當然，這一轉向表現為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不同思想家那裡，對此問題的覺悟程度是不相同的。
從理論上說，玄學作為儒道兼綜而攪起魏晉學術變革波瀾的產物，首要的問題是如何將孔、老二聖統合起來。自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秦崇法、漢尊儒以來，中國學術的不同派別、尤其是對立的派別，其間雖也有相互的吸取，但大都是吸取於己有用的思想材料，作為整體的學派和學術思想，則沒有兩大學派自覺融合之情景。而這在魏晉時期之所以可能，道成為核心範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時先秦諸子儘管各有復興，但終究不敵老莊玄學，症結就在於“道”上。
相傳當年公孫龍在與鄒衍、莊子的交鋒中成敗下陣來，這對魏晉學術研究或許有啟示的作用。公孫龍的辯才本來是“困百家之言，窮眾口之辯”的，但鄒衍“言至道，乃黜公孫龍”(《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又公孫龍聽說了莊子之言，乃茫然不知所措，魏公子牟講述的莊子的境界實在使他所不能及(《莊子.秋水.》)。後者雖然屬於寓言故事，但所謂“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同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的理論層次不同。結合鄒衍的勝利，可以明顯感到談論宇宙的“至道”、“有無”即“本”的問題，是名辯之士所不擅長或為其所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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