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六大學派中,儒墨、儒法的對立,秦漢以後已不存在,陰陽與名辨亦不能獨立成氣候,唯一剩下的就是儒道的交集。到東漢後期,學術的發展更走向以“道”去消解儒、替代儒。不過,儒家的困窘和道家思想的流行,雖然是不爭的事實,然同樣重要的事實是,儒家、儒學由於植根於現實社會這一深厚的底蘊,它終究不可能被道家所完全取代。道家自然無為學說自身的特點,規定了它可以調節、休養社會,但卻不能規範、治理好社會。事實上,自西漢獨尊儒術而使儒學取得統治地位、並從而取代了黃老清靜無為之學後,儒學不管遇到多麼大的危機,都沒有也不可能從學術舞台上消失,它所維護的綱常人倫的上下尊卑名分,已經深深地嵌入到社會肌體的內部,與社會存在本身已融為一體。從這個意義說,天不變、道亦不變亦反映了歷史的真實。
然而,儒家的這個天道畢竟又是有缺陷的,僅憑自己的力量已無力應付漢末以來複雜的社會變化,也滿足不了人們針對這個道的合理性而提出的種種疑問。換句話說,“道”需要為自己的合法存在進行辯護。在這裡,複雜的社會矛盾如何才能安然消解?作為宇宙根本的道對這紛繁雜陳的現象世界到底是何關係?它對世界的意義,在理論和現實層面如何得以證明?這些都是儒家自身難以說明的。由於道家與儒家獨立解釋現存社會和化解矛盾時都未免捉襟見肘,時代的發展也就提出了儒道融合的問題。
從歷史的脈絡說,儒道兩家自相並立以來,為仁求智與絕禮棄學的尖銳矛盾,一直左右著雙方理論的發展,老子非聖人亦是道家難解的心結。學術要發展,首先必須在這裡走出第一步,找到一條既不回避孔老的對立衝突、又能將雙方引向互補共濟的新路。何晏、王弼便是這樣的探路者。魏晉學術的變革,也正是由此而開始。
因而,提出和確立以無為本的意義就是巨大的。《老子》雖然以其“有生於無”論最先揭櫫了“無”的價值,但“無”在老子並沒有給予明確的定義,它既是基本的哲學概念,也作為名言概念的否定詞使用,以表征老子針砭現實的批判性思維。故玄學“貴”無之風的興起,首先就要求對老子思想重新進行詮解加工,將在老子那裡尚不明晰和相對零散的本無的思想集中概括並使之系統化,從而創造性地構築起一套依憑於“無”的玄學理論體系。有了這樣一套體系,就不僅可以滿足哲學理論自身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去實現異類諸有的共存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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