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是歷史上最早與漢朝建立官方外交的國家和地區。漢簡中關於大宛、康居和大月氏的材料為我們提供了漢與中亞關係的實證。比如漢簡關於元平元年（前74年）天馬的記載，就說明李廣利伐大宛時“歲獻天馬二匹”的約定，20多年後仍然在踐行，而且朝廷相當重視，每次都要派官員到邊地迎取。結合其他大宛簡研究，漢朝與大宛的關係始終未曾中斷過。再比如漢朝與康居的關係，有一份《康居王使者册》，全文7枚簡，293字。所記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使者一行前來中原朝貢。按慣例他們進入漢地後一路的食宿要由沿途安排，所帶貢物要由地方官進行合理評估。但是他們卻沒有得到這樣的接待。一路飲食要自己負擔，尤其是酒泉太守評估貢獻的駱駝時未讓他們現場參加，本來“肥”，卻定為“瘦”，本來是白駱駝卻被指為“黃”，“不如實，冤。”朝廷得到上訴後，便下文一級一級追查此事。這一事例生動地反映了漢與康居正常外交關係之下的糾紛處理。這些簡牘材料不僅是研究漢與中亞關係的實物記錄，而且是研究中亞各國古代史的重要資料。因為希臘的古典著作中缺乏這一地區的記錄，波斯的銘文中也找不到中亞的材料。唯一可以憑借的除了《史記》、《漢書》的簡單記載外，就只能是中國西北的漢簡了。
7.漢簡的新材料為我們揭開了一個個歷史的謎團。
歷史上有很多謎團，後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西北漢簡的發現，為我們廓清了迷霧，解開了疑團。舉兩個例子：
比如佛教傳入中國的問題。佛教是世界性宗教，對世界歷史和人類文明有著深遠的影響。同樣，佛教傳入中國後，又成為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佛教是何時傳入中國的？又是通過什麼路線傳入的？歷來是學術界聚訟紛紜的問題。敦煌當時是東西交通的門戶，也是佛教流傳中土的必經之地。敦煌的佛教何時傳入何時落戶是研究西域佛教和中原佛教何時傳入的一個參照。作為佛教聖地的敦煌莫高窟所能考證到的最早建造年代在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再往前推，有一個叫竺法護的和尚，其先月氏人，世居敦煌，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游歷西域36國，帶回佛經165部。從太始二年（266年）到永嘉二年（308年）的42年間，曾來往譯經於敦煌、酒泉、洛陽、長安各地，其中在敦煌譯經為太康五年（284年），酒泉譯經為元康四年（294年），這就是文獻記載中的敦煌歷史上最早的佛事活動。但是懸泉漢簡中有關佛教的記載卻告訴我們，早在公元1世紀的下半葉，佛教就已進入敦煌，並有相當影響。這比莫高窟建造的最早年代早了300年，比竺法護在敦煌譯經早了200年，從而為研究佛教傳入西域和中原的時間提供了間接證據，是佛教傳播史上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再比如驪靬與羅馬戰俘問題。公元前53年，羅馬三巨頭之一的克拉蘇將軍親率4萬大軍在卡萊爾與安息（帕提亞波斯）軍隊交戰。結果克拉蘇慘敗，4萬大軍全軍覆沒，幸存者不是被俘就是失蹤，留下了世界史上一曲悽絕哀婉的悲歌。與此同時，遠在7000多千米以外的河西張掖郡有一個驪靬縣，地點在今永昌縣西南的者來寨。從唐代的顔師古到清人的地理著作都一致認為：驪靬者，大秦也；大秦者，羅馬也。所以驪靬縣應與羅馬有關。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發胡漢4萬人馬出兵郅支城，在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一帶，消滅了輾轉西遷後留居此地的北匈奴郅支單於。後來有人把此三事聯繫起來加以想象，認為在卡萊爾戰役中失散的羅馬軍隊曾長期流落在中亞一帶，後來被西遷至塔拉斯河沿岸的北匈奴郅支單於僱用為守城軍隊。而陳湯攻打郅支城時俘獲的145名俘虜和投降的千餘人，即是當年克拉蘇的部下。朝廷為了安置這些俘虜，便在今天永昌縣者來寨設立了驪靬縣，這就是驪靬縣的由來。這不僅牽扯到一個縣名的由來，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樁公案。最早美國學者德效騫於1947年提出這一論點時只局限在學術界討論，而從1989年以來，各種媒體將此炒得沸沸揚揚，甚至說“永昌曾經駐扎過一個羅馬軍團”。學術界撰文提出質疑，終因缺乏直接證據而無法使這一歷史之謎得以最終澄清。但是，漢簡給我們提供了鐵的證據。漢簡中關於驪靬的記載，是當時埋在地下的原始檔案。其中神爵二年（前60）的紀年簡早就記載了驪靬這一地名。結合其它簡文的整體研究所得的結論是：漢代的驪靬，至少在神爵二年之前就已出現。而且根據漢簡中對驪靬機構、官吏名稱的記載和經濟的發展狀況，驪靬縣也早已設立。它同陳湯伐郅支無關，更同羅馬戰俘無關。
60000多枚西北漢簡是兩漢時期的原始檔案，是一幅多姿多彩的歷史畫卷，它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很多學科領域，上面的介紹只是粗線條的。謝謝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