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太炎看來，新的語言資源大可從我們就有的豐富宏博的方言中取得，沒有承前，必不能啟後。更難能可貴的是，章太炎積極地身體力行自己的學說主張，編制了一套36個聲母，22個韵尾的標音方案，後由錢玄同等弟子發揚推廣。章太炎在艱辛著述的《新方言》中，利用中國語文的聲音古今相禪的特性，用“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的著作方針，來實踐他建設現代語文的主張，他明白對於舊有的文化資源必須慎之又慎，當狂熱的西學大潮席捲滌蕩古老的文明，過快的車輪也許會盲目的碾碎一切，這時，必須有悲劇英雄去阻擋，以攔住這受驚狂奔的飆車。
章太炎並不反對白話文的運用，他曾在浙江省教育會上說：“將來語言統一之後，小學教科書不妨用白話文來編。”他也深知當時“文”和“言”不可能不走向一致，上古的《尚書》就是當時的口語，但堅持認為修飾是必要的，雖不得不“隨西洋語言的習慣”，但也要“深通小學”。
從後來的實際情形來看，一批以魯迅為代表的白話文作家為白話的推行打下成功的基礎，胡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設想得以實現，章太炎“博考方言”的設想終成歷史，他對於現代文學的貢獻隱而不彰，逐漸為人所忽略。但他的貢獻卻並沒有被人遺忘。錢玄同也承認受了老師的影響：“我得了古今一體，言文一致之說，便絕不敢輕視現在的白話，從此便種下了後來提倡白話之根。”胡適在1926年也坦陳中國語文的重要：“在這個我們的國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時候……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國語、漢字、語文這三樣東西’來作聯絡整個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這三件其實只是‘用漢字寫國語的國語文’一件東西，這確是今日聯絡全國南北東西和海內海外的中國民族的唯一工具。”劉師培在《<新方言>後序》指出了章太炎先生的苦心孤詣：“昔歐洲希，意諸國受制非種，故老遺民保持舊語，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復之勛,灌蕍於此。今諸華夷與希、意同,欲革夷言,而從夏聲,又必以此書為嚆矢。此則太炎之志也。”而我們在建國後，曾天真地幻想讓漢字走拉丁化的“改革”之路，以適應全盤西化的文化岐途，結果怎麼樣呢，相信歷史自會作出公正的評判。事實上，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一旦離開了漢字之根，必將如章太炎所預料的那樣，淪為游魂散魄，最後煙消雲散。
章太炎的小學學問，雖有黃侃、陸宗達、王寧等傳人，但“為此這一學科所涉及的內容，並沒有被後人接受，到五十年代後，竟至斷裂，幾成絕學。”但是他對中國語言文字保留倡導的功績，我們實不能忘。
當是時，章太炎最深痛的就是對本國文化無自律自覺，逢迎隨波的行為，他深切明白“民族無自覺，即為他民族陵轢，無以自存”。他用一生的著述證明了中國文化傳統的“閎碩壯美之學”足以自信自立，不必尊崇遠西之學。如今，我們的國學研究依舊要常常回味於章太炎，他所繼承構建的中華文化傳統，今日也亟待我們的重新發掘與建設。著名學者王富仁先生在《新國學論綱》中高度評價章太炎的國學成就：
我認為，迄今為止中國近現代文化真正有實質意義的發展，都是通過重新回歸傳統的形式具體表現出來的，而在西方文化直接影響下所取得的暫時的發展和變化，則往往帶有浮面的、虛矯的特征，一次次的文化回潮都會把這些發展的泡沫分流出去，而剩下的還是在這個過程中正統文化自身發生的那些微末的變化。正是因為如此，章太炎較之與他同時代的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王國維等人的學術研究在表現形式上更為“陳舊”，但在質地上卻更為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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