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說得入木三分。章太炎的學問博大精深，我自己曾師從陳旭鹿、湯志鈞、薑義華諸位先生注釋過他的著作，深感其國學情懷的博厚與淵明。但過去對他的學術觀點往往批評為“複古”，現在看來未必呢！
二、梁啟超的古典情懷
梁啟超（1873－1929），在近現代政壇與文壇上，他的影響可以說超過了章太炎。章太炎早年一直依於梁啟超，但後來分道揚鑣，梁啟超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改良，與章太炎主編的《民報》鼓吹革命展開論戰。梁啟超與章太炎的學術觀點也有很大不同，他主張在傳承國學的基礎之上，大幅度地引進西方的新學，改革國民性，使中國真正走上現代化之路。梁啟超晚年也退出政壇，回到書齋，成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首。不過，梁啟超與章太炎晚年殊途同歸，離開政治,回歸學術，這二人都表現出近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特點，即歷經滄桑，學貫中西，充滿著國學情懷。
梁任公在百日維新中，大力宣傳維新變法的思想。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亡命日本，繼續宣傳他的新民說。他深有感觸地說：“求文明而從形質入，如行死巷，處處遇窒礙，而更無他路可以別通，其勢必不能達其目的，至盡棄其前功而後已。求文明而入精神，如導大川，一清其源，則千里直瀉，沛然莫之能禦也。” 如何從精神改造入手，提高國人素質呢？梁啟超認為，文學與藝術是一個重要的途徑，因此他倡導“小說革命”與“詩界革命”。
梁任公有一種深層的古典情懷，具體說來，便是對於古人的哀憫與同情。1922年11月3日，他發表了兩次講演。在《屈原研究》的講演中，他以滿懷情感的講演向聽者介紹了屈原的作品，娓娓道來，深入淺出。他贊嘆：“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從前並不是沒有文學，但沒有文學的專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傳詩歌之類，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們讀這類作品，頂多不過可以看出時代背景或時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現個性的作品，頭一位就是研究屈原。”梁任公充分肯定了屈原對於中國古代文學從精神人格到藝術形態、審美風格上的影響作用。最後他將屈原的作品與哥德相比較，贊嘆：“這類作品，讀起來，能令自然之美，和我們心靈相觸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學。”將學術與情懷相結合，這是國學大師的共同學術精神，非今日功利型的學術導向所可比擬。
在另一講《情聖杜甫》中，梁任公對於在中國過去被視為詩聖的杜甫，從新時代角度作了評判，提出：“第一，新事物固然可愛，老古董也不可輕輕抹煞。內中藝術的古董，尤為有特殊價值。因為藝術是情感的表現，情感是不受進化法則支配的；不能說現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優美，所以不能說現代人的藝術一定比古人進步。第二，用文字表達出來的藝術——如詩詞歌劇小說等類，多少總含有幾分國民的性質。因為現在人類語言未能統一，無論何國的作家，總須用本國語言文字做工具；這副工具操練得不純熟，縱然有很豐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為藝術的表現。我根據這兩種理由，希望現代研究文學的青年，對於本國二千年來的名家作品，著實費一番工夫去賞會他，那麼，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梁啟超從新舊互動的角度去分析前人，超越了當時人的局限。
梁啟超的小說觀也明顯地貫徹了他的古典情懷。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十分重視小說作為一種通俗文學其中蘊涵的社會心理，既肯定其中的積極意義，同時對其負面作用進行了尖銳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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