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學院派的研究學者，陳寅恪對中國的文化建設和人才培養傾注了大量心血。如何在獨立、自由的環境下培育出擁有獨立自由人格、並足以承擔弘揚本國文化的人才，是他念念不忘的大事。在1931年清華大學建校20周年的講話《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中，他開篇就強調：“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認為“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這“俗諦”便是政治，起初是三民主義，而後是馬克思主義，學術之根本在於求真，而這在中國歷史上卻是經幾代學人的抗爭才終究被認可的。陳寅恪“論學論治，迥異時流”，疾呼“國可亡，而史不可滅”，認為這是“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他忠告“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擔心將來中國“專謀以功利機械之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人欲橫流,道義淪喪”，將這些話放於現今，更能凸顯陳寅恪的遠見卓識。
按照陳寅恪的標準，現今大學教育仍然注重培養技術人才，人文精神教育培養缺失，已經引起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在陳寅恪看來，人文精神的陶冶和民族學術的繼承發展是文化教育最重要之事。他對於中華文化懷著堅定的希望，在當年“全盤西化”如火如荼之時，他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振複。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撫疏，亭亭如車蓋，又可以庇蔭百十年人矣。”只要我國文化“本根未死”，春風回暖之日必會復興重振。一味吸收西方文化，必將亡本國之文化，比亡國更為慘痛。他在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下册)撰寫審查報告時說得明白:“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即為陳寅恪繼承傳統文化之精髓而又熔鑄西方近代思想，著眼於中國現實而提出的，唯有此學貫中西的大家，才能清醒地看到保持本國學術獨立的同時吸收西方文化，才能使本國文化昌盛不衰。先生的遺志，此刻正擔負在我輩肩頭。陳寅恪先生之學不必人人皆學，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值得每個中國學人銘記。
主講人簡介：袁濟喜，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學術委員，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基地客座教授，西南大學特聘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