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對人生的看法受中國古代的老莊、佛教與西方的叔本華、尼采哲學影響較深。由於特殊的人生經歷， 造成了王國維的悲劇人生觀，“欲與生活與痛苦，三者一而已矣。”欲望使人迷於自我而難於自撥，“蓋人心之動，無不束縛於一己之利害，獨美之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純粹之域。此最純粹之快樂也。”(《論教育之宗旨》)他認為美能夠淨化人生，使人從一己利害中擺脫出來。
王國維對美與自由的極力推崇，是與他對現實人生的極度失望有關的。他生活的清末民初中國，整個社會被一種世紀末的情緒所困擾。王國維痛感於人們失去理想，惟知蠅營狗苟，追逐實利，而這種心態又集中在濁臭不堪的官本位上。王國維以一個鐘情學問，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的良知，對這種濁污的社會機制與價值觀念猛烈加以抨擊：
吾中國下等社會之嗜好，集中於一利字，上中社會之嗜好，亦集中於此而以官為利之表，故又集中於官之一字。欲以一二人之力，拂社會全體之嗜好以成一事，吾知其難也。知拂之之不可，而忘夫獎勵之之尤不可，此謂能見秋毫之末而不能見泰山者矣。(《教育小言十三則》)
王國維對中國歷史上以官獎勵學問與職業的做法深為不滿，認為以官獎勵學問的結果便是“剿滅學問也”，勢必造成道德衰頽，社會上都將做官作為人生的最大嗜好，“夫至道德、學問、實業等皆無價值，而惟官有價值，則國勢之危險何如矣！社會之趨勢既已如此，就令政府以全力補救之猶恐不及，況複益其薪而推其波乎！”(《教育小言十三則》)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長時，也對社會上彌漫的濁污蒸臭的官本位深惡痛絕，號召學生要潛心學問，大學就是培養做學問的人，而不是讀書做官，求利謀財，扭曲人格。王國維從這種角度出發，將美學問題與改造國民人格的問題結合了起來，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一以貫之的憂思精神。
近代以來，一些愛國人士對鴉片禍害中國人的現狀痛心疾首，林則徐更是採用嚴厲的行政措施來禁毒，但是並未產生根本的效用。王國維在《去毒篇》中認為，鴉片在社會上的肆虐，從心理學來說，則是人們情感上的失去寄托與慰藉。尤其對於中國人來說，沒有西方人與印度人的宗教作為精神家園，而以入世的態度來對待周圍世界，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就對中國人的這種樂天精神與圓滑態度深有研究與感嘆。他認為，美學作為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的橋梁，最適應中國人的情感世界：“我國人對文學之趣味如此，則於何處得其精神之慰籍乎？求之於宗教歟？則我國無固有之宗教，印度佛教已久失之生氣。求之於美術歟？美術之匱乏，亦未有如我中國者也。則夫蚩蚩之氓，除飲食男女外，非雅片賭博之歸而奚歸乎？”(《教育偶感四則》)他通過比較中國的精神文化不同於西方和印度的特點，認為國人嗜食鴉片有其必然性。從而喚起人們對中國人精神世界問題的關注，表現出憂國憂民的情懷。
王國維認為要使中國人的感情世界得到拯救，主要是使感情有一個得到栖養的園地。他認為一個重要途徑就是美術。美術通過藝術的方式來陶冶人的情趣，使人的情感得到升華，得到寄托，而這方面中國是很欠缺的，惟其欠缺，才需要大力提倡。另一個是對宗教問題的重新思索。在這個問題上，王國維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認為宗教並不適合中國，中國人沒有固定的宗教，印度佛教在當時已經衰退。但對於一般的勞苦大眾來說，他們終歲辛苦，又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得不到什麼人生的樂趣，要使他們得到一絲安慰，只有宗教的慰藉：“幸而有宗教家者教之以上帝之存在，靈魂之不滅，使知暗黑局促之生活外，尚有光明永久之生活。”總而言之，“有”聊勝於“無”，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有精神上的寄托總比沒有要好。在這一點上，他的學說顯然與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有所不同。但王國維將宗教和美育與當時對國人靈魂的挽救相融合，與構建人格相結合，這種思路不乏悲天憫人的情懷。
王國維指出，人的心理活動源於生活之欲。當衣食住行這些基本的東西滿足之後，就會產生高層次的精神追求，如娛樂、遊戲與消遣等欲望衝動。德國哲學家與美學家席勒認為人的遊戲是“物質衝動”與“形式衝動”所組成的，在現實生活之中，物質衝動總囿於功利的需要，近乎於謀生的勞動，而形式衝動則是完全流於外在的做作，惟有在審美之中，實在與形式，即感性與理性得到了統一。王國維也認為，無論是小孩的遊戲，還是大人的遊戲，都是人的剩餘精力的發洩，是生存欲念的轉化，其表現形式有各種各樣，比如博奕、煙酒，以及文學與戲曲等等，文學活動與這些遊戲就宣發欲念，升華人的嗜好來說，並無不同之處，“文學者，遊戲的事業也。人之勢力用於生存競爭而有餘，於是發而為遊戲。婉孌之兒，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無所謂爭存之事也。其勢力無所發洩，於是作種種之遊戲。逮爭存之事亟，而遊戲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勢力獨優，而又不必以生事為急者，然後終身得保其遊戲之性質。而成人之後，又不能以小兒之遊戲為滿足，於是對其自己之感情所觀察之事物而摹寫之，咏嘆之，以發洩所儲蓄之勢力。”(《文學小言》)王國維借鑒西方的美學學說，站在人類生存學的角度，對人的審美形成作出了深刻的分析。這些學說儘管在西方那兒早已不是新理論，但是王國維用它來解析中國的心理危機與國民素質低下的問題，得出了同時代人未曾得出的深刻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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