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謀詭詐，雲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荊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沈溺聲色，綣戀床第，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為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為傷風敗俗之行，毒遍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為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啟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
梁啟超認為小說的教育作用與毒害作用同樣巨大，他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有意識地將古典與現代人生相融合，以使傳統走向新生。
梁啟超在著名的《中國韵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一文中進一步提出：“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聖，但它的本質不能說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惡的方面，也有很醜的方面。他是盲目的，到處亂碰亂迸，好起來好得可愛，壞起來也壞得可怕，所以古來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重情感的陶養。老實說，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將情感善的美的方面盡量發揮，把那惡的醜的方面逐漸壓伏淘汰下去。這種功夫做得一分，便是人類一分的進步。”(《中國韵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梁啟超以他博通中西文化的學識，在這段文章中概括了中國古代文學中情感教育價值，他認為對人的情感的培養有助於塑造新的國民人格。
梁啟超論文藝時還涉及情感教育中的審美趣味範疇。西方人喜歡談趣味無爭辨，而中國古代注重趣味與精神人格的融合。在中國傳統文藝觀中，有著豐厚的審美趣味學說，梁任公出於深厚的古典情懷，獨具只眼地看到了其中的現代人文價值。他在《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中說：“趣味是生活的源泉。趣味幹竭，活動便跟著停止。好像機器房里沒有燃料，發不出蒸氣來，任憑你多大的機器，總要停擺。”他對趣味的理解，有點像王國維說的生活之欲，但王國維的生活之欲，是從叔本華哲學中推導出來的，帶有很大的悲觀色彩。梁氏論生活趣味則充滿著生活的樂趣，他認為趣味本身就是生活的動力，而不是生活痛苦的轉化，但他對人生的趣味是有褒貶的，有的趣味，如吃喝嫖賭這一類嗜好就是不好的。梁啟超認為，人的審美趣味的培養既要靠自己的先天器官，同時也依賴於後天的教育，即誘發的作用，而從事誘發的途徑不外乎三種，即文學、音樂與美術。梁啟超對於美充滿著讚美之情，他說：
愛美本能，是我們人人都有的。但感覺器官不常用或不會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個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沒趣的人；一個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沒趣的民族。美術的功能，在把這種麻木狀態恢復過來，令沒趣變為有趣。”（《美術與生活》）
這可以說是一位國學大師人文情懷的彰顯。足以為我們的國學研究垂範示倫。
三、王國維的悲劇情懷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清末秀才，號觀堂，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是近現代史上的最著名的學者之一。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王國維的學術歷程很獨特。他是先從接受德國古典哲學與美學出發，然後再去從事中國傳統的文史之學的，他的人文情懷，在其哲學與美學理論中表現得更為突出，所以在這里我主要從他的美學與文學理論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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