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的死和陳寅恪的生都是一種深沉的文化選擇，帶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強烈使命感，與類似司馬遷那樣忍辱偷生發憤著書、藏之名山留待後人的堅強願望，陳寅恪在晚年將生命之火全力點燃，丹青難寫是精神，他用傳統士人的堅貞完成了他最後的工作，有如《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所說，他“為後世學人提供了一種在文化苦戀及極濃的憂患意識煎熬下生命長青的典範”。
生活狀態在於自己的選擇，學人可以選擇與當權者合作，追求名利雙收，也可以固執地堅持理想，痛苦或者毀滅。陳寅恪在對歷史的考索中，意識到“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巧拙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陳寅恪選擇做賢者拙者，生死力爭獨立與自由，堅決使學統獨立於政統之外，不惜做時代邊緣的孤獨者。他拒絕登上國民黨的飛機前往台灣，在五十年代向“毛公”、“劉公”提出驚世駭俗的請求，“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在他晚年回顧自己的一生，雖痛惜自己未能完成年少時的宏願，但“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他終其一生實踐了他寫在王國維紀念碑銘上的宗旨。
在“晚年唯剩頌紅妝”與“聊作無益之世，以遣有涯之生”的自嘲中，陳寅恪將晚年的光陰都傾注在陳端生與柳如是這兩位女子身上。聽說過陳端生之名者甚為寥寥，其《再生緣》於常人看來也就是平庸的才子佳人小說，而身為“秦淮八艶”的柳如是一向受正統文人鄙薄。一代治史大師，選擇如此“非主流”的研究對象，必有深意存焉。因為這兩位女子與陳寅恪本人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堅持獨立自由的靈魂，而不為世人所容。陳寅恪不忍見到這樣的奇女子終究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他就是要為歷史上不受重視甚至屢受譏謗的弱女子“正名”樹傳，來譜寫自己獨立精神、自由意志之心曲。
陳寅恪讚美因作者的獨立精神而帶給《再生緣》的優美文字，“《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韵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舉此一例，可概其餘。”從《再生緣》主人公孟麗君的身上，陳寅恪“則知端生心中於吾國當口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二綱，皆欲藉此等描寫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後百餘年問，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讀出了陳端生挑戰傳統倫理綱常的非凡勇氣；而研究柳如是，陳寅恪“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闕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低，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柳如是雖身為妓女，但歷經磨難而始終堅守民族氣節和文化操守，卻深為流俗所傷，陳寅恪認為其光輝人格不亞於屈原等士大夫，將其引為異代知己，稱柳如是為“罕見之獨立女子”。
正如學者陳明所說，飽受身心折磨的晚年陳寅恪，“既要維持文化擔待，又要安頓生命情懷，柳如是，一個有文化操守的弱者，自是他唯一可能的選擇”。在孤寂黑暗的世界中，陳寅恪“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同情。”創造了以心靈情感來研究歷史、文史合一的經典之作。在困居一室的精神遨游神交中，陳寅恪也超越了苦難，對自己的境遇釋然開懷：“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一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淹沒，又何足異哉!又何足異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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