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歐洲的統治者本來想趁歐中之間長期以來發展的大好勢頭，進一步推動貿易發展，打開中國的通商門戶。但18世紀60年代初，正當腓特烈大帝受了伏爾泰的影響，滿懷對中國的憧景，模仿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寫完了他的書信體小說《中國皇帝的使臣費希胡發自歐洲的報道》，攻擊了一番羅馬教廷，贊頌了一番中國。他以為這無疑是一件給中國皇帝的上好的見面禮。沒想到，當他向乾隆皇帝提出他的通商要求時，馬上被拒絕了！這使腓特烈大帝對中國的熱情驟然下降！他在給伏爾泰的信中寫道：那些中國人“不過是些少見的古怪的野蠻人”，並說那位“當上了中國皇帝的滿族人”乾隆是個蹩腳的詩人！腓特烈大帝這一態度的轉變，標誌著開端良好的中西文化交流關係的轉折，也可以說是整個中歐外交關係的歷史性轉折。因為，腓特烈大帝的情緒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歐洲那些正走上殖民道路的統治者的情緒。
統治者的這種政治傾向實際上也被當時新的社會思潮所推動。自18世紀後期起，西方派到中國的多是新一代的重商主義者，他們對中國的古代哲學不再感興趣，而對中國那些與西方文化不相容的地方則格格不入。因此他們寫的考察報告都寫負面的東西。例如1778年出版的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克里斯托弗.麥納的著作《在華耶穌會士關於中國歷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的論文集》對美化中國的論調進行批駁。法國的皮埃爾.索拉內特於1783年發表的《1774—1781年東印度和中國之行》稱中國人繪畫“只知用刺眼的顔料亂塗一起”；說孔子思想也不過是一些“令人費解的事情、夢幻、格言警句和古老的童話與一點點哲理糅合在一起的大雜燴”。1793年英國派遣使團，說是為乾隆皇帝祝賀83歲大壽，卻讓他們寫了三份考察報告，對中國進行貶損。這時啟蒙運動已經過去，新一代知識界反啟蒙運動者不乏其人，他們厭煩羅珂珂，而且把它與中國相聯繫。他們更反感啟蒙主義者對中國的熱情，而對那些來自中國的負面報道滿懷興趣，包括歌德、赫爾德一度都如此。
這樣，由於歐洲人的召引而向歐洲勁吹了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化風，又由於歐洲人的殖民意圖而被推了回來！
結語：一種文化，魅力昭昭，走出深閨，風情萬種。坐等膜拜，時久魅收。留下血緣，再催新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