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利瑪竇
|
高潮
高潮形成於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中葉。主要標誌有下列幾個方面
中國學成熱門
這些西方傳教士為了達到更有效的傳教布道的目的，作了堅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對中國國情進行了可以說全方位的了解，不僅是典籍，對中國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天文數學、科學技術、醫學、農業、園林等等都進行了研究，著書立說，出版了不少具有開拓意義的著作，許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學者。據記載，1682年，意大利傳教士柏應理回羅馬時，帶回的在華傳教士的著作達400多册。同時他們也將大量中國的各種書籍帶回歐洲。如1794年法國傳教士白晉回國時，光贈送給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的中國圖書就有300册。法國另一名傳教士馬若索為法國皇家文庫收集了幾千卷中國圖書。在傳教士寫的著作中，語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衛匡國的《中國文法》、西班牙華羅的《官話簡易讀法》、路易十四的顧問傅爾蒙的《中國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1585，被譯成多種語言）、馮秉正的12卷本的《中國通史》（1783）、特別是A.基爾契的影響最大的《中國》；法國傳教士杜赫德包羅萬象的巨著《中華帝國志》很受啟蒙學者的歡迎。其他如哲學、天文學、醫學乃至武術方面的書籍亦不在少數。
哲學家唱出最高音
17、18世紀是歐洲近代哲學的高峰時期，德國是這個峰巔的所在地：康德、黑格爾、謝林等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都在德國。而萊布尼茨是他們的先驅。
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von Leibniz，1646－1716）是文藝復興時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學者，他是德國最重要的自然科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狄德羅稱之為德國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此外他還是外交家和科學活動家，曾創辦了當時被看做世界四大科學院之一的柏林科學院，他甚至還應俄國彼得大帝的要求，幫助俄國建立了彼得堡科學院。歐洲人的進取精神在萊布尼茨身上表現得特別突出。你看他對遙遠而陌生的中國表現出巨大的興趣。他從21歲起就對中國進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沒有停止過。在這方面他比黑格爾更有眼光。黑格爾只拘泥於對中國人國民素質的批評，而萊布尼茨則著眼於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發展潛力和前途。他的《中國近事》一書相當全面地闡述了他對中國的態度。在他看來，中國與歐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兩極。兩地相較，可以說各有長短，無分軒輊：歐洲人長於思考，而中國人善於觀察。他列舉了一系列歐洲人最引以自豪的幾個方面。這時他話鋒一轉，說：“然而有誰過去曾經想到，地球上還存在這麼一個民族，它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所有方面都教養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養？自從我們認識中國人以後，便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這一特點。如果說我們在手工藝技能上與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學方面略勝一籌的話，那麼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他認為，“人類最大的惡源自人類本身”，以至“人與人相互為狼”，這是最大的愚蠢。誰來匡正它呢？他認為唯有中國！因為“中國人較之其他的民族無疑是具有良好規範的民族”。他認為中國人尊敬長輩和老人；中國的等級觀念不像歐洲那麼森嚴，比如農民與僕人之間平等相待，相敬如賓，完全可以與歐洲貴族的所有社交禮儀相媲美。“而達官顯貴之間的交談也溫文爾雅，從不侮辱對方，即使有憤怒之情，也不訴諸於辭色，而在家庭、鄰裡之間都保持著這種禮儀，這跟歐洲大不一樣。”應該說，萊布尼茨在這裡講的未必句句都中肯。但他提出一個重要的思想，即各個民族都有優缺點，匡正缺點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無疑是正確的，即使用我們現代的尺度來衡量，也是站得住的。因此他提出：“相隔遙遠的民族，相互之間應建立一種交流認識的新型關係”，“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點燃我們智慧之光。”為此他給即將從羅馬回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閔明我（Marie Philippegrimaldi，1639－1712）的兩封長信中，向他提出了30個有關中國的問題，請他詳細了解。這些問題大到天文地理、生產技術、醫藥衛生，小到養蠶方法、棉絮製作，直到推薦“幾種值得歐洲人借鑒的舒適的生活方式”。他相信通過這樣的借鑒，“我們的求知欲可以從中國人那裡得到大大的激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