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講的這個題目就跟西方這種“工業文化”的特點很有關係。因為是岀擊型的，所以它要輸出他們的文化，首先是他們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文化，這就必須派傳教士；因為是進取性的，求知欲很強，急於了解世界的事情，並且拿回自己想要的東西。最初的西方傳教士就起著這雙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國家輸出教義，同時從對象國獲取信息和情報。這就形成了歐洲人對中國發生興趣的初潮。這股初潮的主要“弄潮兒”是歐洲的傳教士。這些傳教士都有雙重的素質：虔誠的布道士和執著的科學家、探險家。
初潮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此後，傳教士們開始翻譯中國文化典籍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對中國所知甚少。最初他們只知道有個產“絲”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賽麗斯”，後來又叫“契丹”，再後是“奇那”。中國有史料說，羅馬人曾在6、7世紀派使團來過中國。但歐洲卻找不到這樣的證據。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騎兵橫掃歐洲大陸時，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13、14世紀之交馬可.波羅的歷險，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但那是個別人的行為。官方行為約兩個半世紀後，即1583年才獲明代萬歷皇帝的准許。在這前後葡萄牙、法國、意大利等國都派出了傳教士來中國。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營梵蒂岡派出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ieo Ricci，1552－1610，圖）。
利瑪竇於1582年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他採取聰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國的社會和生活，經過19年的苦心經營，上上下下結交了許多中國的士大夫（包括當時最大的學者徐光啟）甚至京都要員，終於在1601年見到了中國皇帝（萬歷皇帝朱翊鈞）。最後他死在中國，生前留下了《利瑪竇札記》。他的墓直到現在仍在北京。利瑪竇是個很有眼光的傳教士，他的工夫並沒有完全用在公關上，而用在對中國國情首先是對中國古代儒家經典的研究和翻譯上。1593年他已經將“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語翻譯了出來，呈送給梵蒂岡教皇。利瑪竇開了個好頭。不久他的繼任者金尼閣（比利時人）也把“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翻譯成拉丁文，並在杭州刊印出來。這是中國古籍最早的西文譯本。
當然這兩個人的譯本還只是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它們本身還算不上完善的譯本。完善的譯本過了半個世紀才出現，那已經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是比較開明的帝王。他們允許西方傳教士繼續來中國傳教（康熙於1692年宣布基督教對中國“有益無害”），而且還親自和他們交流。傳教士們便利用這個機會發奮地研究掌握中國的方方面面，他們仍把古代經典的翻譯當作要務之一。於是經過幾代傳教士的努力，這些儒家經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譯本，其中“四書”的完整拉丁文全譯者是比利時傳教士衛方濟（Franciscus Noel，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礎上經過20餘年的努力，於1711年在布拉格大學刊印了他的“四書”全譯本和介紹中國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國哲學》一書。“五經”的拉丁文全譯本則是由好幾位傳教士如法國的白晉、劉應、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到了乾隆時期，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譯本，它們是由法國傳教士孫璋、宋君榮和錢德明等人完成的。此外他們還用法文寫了《孔子傳》和《孔子弟子傳略》等這樣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這已經是18世紀下半葉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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