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對西方的征服比古代經典要晚，但比文學要早，在18世紀上半葉即引起反響。主要是法國、意大利和英國。法國有兩位代表這個時代歐洲畫風的畫家對中國藝術情有獨鐘，一位是瓦托（Jean－Antoine Watteau，1684－1721），另一位是博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兩人都是歐洲羅珂珂風格的主要代表，前者比後者更有名。他們都傾向於淡雅、柔美的審美情趣，而中國的水墨畫，尤其是山水畫比起歐洲的油畫確實要清淡得多。有人評價瓦托“深得中國六法”。據說他的一幅最具中國畫韵致的《孤島帆陰》藏於盧浮宮，我查了一下英文版的《盧浮宮藏畫集》，可惜沒有。他和博歇是師生輩，所以常常是瓦托給博歇出一些有關中國的題意，讓博歇來畫。可是這在他們的主要作品中都沒有體現出來。只是在一些裝飾性的作品中才能看到，如沙發和座椅的靠背、壁毯、陶瓷製品和屏風等。還有就是某些速寫小品。當時英國有一批水彩畫家也受過中國畫的影響，如柯仁和他的學生特涅等。
中國藝術對西方藝術發生的影響具有深遠意義的是園林藝術。中國園林那種飛檐翹角的亭榭、高聳的層塔，富有妙趣的石橋、假山、鐘樓以及蜿蜒的小徑等都使他們讚賞不已。他們還專門給“蜿蜒小徑”創造了一個新的名詞，叫“蛇形曲線”。當年席勒就很欣賞這種蛇形曲線。歐洲不少國家都利用中國造園藝術的這些特征作為部分元素納入他們一些重要的園林設計中。如18世紀德國薩克森公國的統治者就曾在德累斯頓附近的易北河畔蓋了一座皮爾尼茨宮，其中的“水宮”就是按中國建築的風格建造的。德國卡塞爾一位以往的伯爵威廉.索赫還在一條叫“吳江”的小溪旁建了個“木蘭村”，連擠牛奶的黑人都穿中國服裝，儼然是個江南園林。至於波茨坦的茶亭和慕尼黑的木塔就更是代表作了。難怪18世紀中葉的英國皇家建築師威廉.錢伯斯，即《中國建築、家具、衣飾、器物圖案》一書的作者，在他的經典性著作《東方園藝》（1772）一書中這樣讚美中國園林藝術：“中國人設計的園林藝術實在是無與倫比的。歐洲人在藝術方面無法與東方的燦爛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對太陽那樣盡量吸收它的光輝而已。”這位年輕時曾在廣東生活過、後來還再度去那裡考察過的資深建築師在書中強調：“中國庭園以自然為模範，主張一切美來自自然，模仿自然中的無秩序。”因此他主張“我們的庭園通常只與原野相似，完全近乎自然的摹寫。”最能體現他的藝術主張的是他自己設計的、位於倫敦郊區的“丘園”，園中還建了一座高高的中國塔。這種審美趣味顯然造成了一種社會風尚，像英國作家愛迪生、詩人蒲伯等都造了中國式花園。而且還有理論著作做支撐，如哈弗潘尼的《中國趣味的田園建築》（1750）。這樣，歐洲的公園就形成了兩種模式：英式公園和法式公園。前者遵循曲線造型，小橋流水，樹木參天，富有浪漫主義的田園風味和野趣；後者按照幾何造型，整齊有序，人工雕琢痕跡較重。領頭反對“規矩花園”的英國曲線美學的倡導者肯特有一句名言：“大自然不喜歡直線！”英國人的這一觀點顯然也影響了法國，所以後來法國也出現了“中英式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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