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派是學院派，主要是指現行教育體制內名義上的客家學院研究者，他們幾乎占去了所有的客裔研究資源。雖然台灣的客裔族群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生命的群體，但因這些學院派幾乎是一群與台灣客裔沒有關連的人，所以不論是客裔台灣人的語言、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的真實狀態與未來發展如何，和他們之間沒有關係，也不是他們所在乎的。他們若有涉及台灣客裔的研究，基本上就是移植復誦國外相關學科的觀點。因為他們漠視對真實存在的台灣客裔群體的研究，自然就沒有能力提出解決前述各項客裔問題的可行方案。迄今為止，他們進行的研究對台灣的客裔族群和台灣族群生態的瞭解，幫助有限，其研究只能在其圈子裡自得其樂。
另一派是常民派，他們多是個別人士。長期以來，常民派默默地獨力對台灣客裔進行有限地研究，雖然資源與支持力量十分薄弱，但他們懷著使命感，仍試圖從台灣的歷史發展與族群關係來瞭解客裔台灣人的種種問題。綜合地說，這些人認為，族群關係是處理當今台灣一切政治、社會、文化問題的決定性因素，但這卻是擁有各項資源的學院派研究者所漠視的。例如，從1684年泉州人施琅（清初降清的原鄭成功漢人部將），向清康熙奏准實施的“渡台禁令”，雖然形式上在乾隆末年（1786年）解禁了，但該禁令的後遺症已使客裔與福裔人數懸殊甚大，“強零弱、眾報寡”的鬥爭成為台灣族群關係發展史的核心部分。在滿清“放任分化”政策下，台灣有200餘年之久（1684-1895）成為赤裸裸的叢林社會，以致今天許多福裔在有意無意之間仍據此認為他們有獨霸“台灣”一詞在政治、社會、文化、歷史、地理等一切意涵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今天台灣雖號稱進入民主時代，實際上前述的族群關係史軌跡對客裔台灣人在當代及未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社及會的影響仍然深不可測。如果福裔仍持續不願承認其他族裔對台灣的發展一樣犧牲奉獻，都是台灣的共同主人，則台灣各族裔之間難以建立信任關係，更無法建立共識。
前述的歷史因素加上後來日本殖民統治的“皇民化”政策與國民政府的獨尊“國語”，壓制各族群語言的政策，對台灣客裔族群造成的嚴重的壓縮打擊結果是，人口相對少數且分散四方的客裔，無法凝聚支撐客語的存續條件，客語嚴重流失。當作為客裔的首要特徵客語流失時，客裔便自然成為隱形人，自我認同便持續薄弱了。
雖然近20年來少數有心人士花了許多力氣推動客家發聲運動，但是客裔族群的自信心還是非常非常薄弱。薄弱到甚麼程度？我在前（2008）年獲選接掌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時，曾說過，客家發聲運動20年了，但到今天絕大多數的客裔公眾人物（包括政治人物、經常露面的學者專家、媒體與演藝圈人士）還是“不敢”主動在公眾場所承認自己是客裔。也因此我在該基金會10週年首次出版的《簡介》上說：迄今僅有2位歌手敢在付費的主流媒體廣告上，明說自己是客裔，且用簡單的客語向聽眾問候。但這樣殘酷的現實以及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學術研究各方面的效應，卻是學院派漠視、不屑一顧的，自然他們不會朝如何解改善這樣的困境進行研究，也沒能力提出改善困境的公共政策建議案。但這卻是當初力爭設置客家學院之初衷，這樣的情勢也正好說明客裔之困境與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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