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黃光國老師在3月14日《旺報》回應：“台灣的政治學形成這種‘全盤西化’的格局之後，政治學者之所以會喪失反思能力，戒嚴時期是因為社會科學界中的‘自由派’要以‘民主’作為對抗國民黨的口號；現在則是朝野一致，要以‘民主自由’作為對抗中共的工具。政治學者雖然知道：這種‘全盤西化’格局只會讓台灣的政治學研究淪為西方的學術殖民地，可是因為台灣的政治體制已經‘全盤西化’，大家雖然‘心有不懌’，也就得過且過。”黃光國老師進一步指出：“……中共必須走民主的道路。然而，我並不認為：在走向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中共應當‘全盤西化’，照搬照套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相反的，我認為：中共應當以中華文化作為基底，發展出中國式的民主理論。這樣的民主理論不僅要經得起社會科學界的論辯，能夠被國際學術社會所接受，而且要有高度的可行性，能夠在中國社會中具體實踐。”
我的看法與黃光國老師很接近。事實上，一向被台灣政治菁英與民眾批評為“不民主”的大陸，他們的學者近年來卻致力於新的民主理論與民主模式研究。2006年10月，大陸總理溫家寶提到了他心目中的“民主”：“選舉、司法獨立和基於分權制衡的監督。”
大陸培養出第一代的本土政治學學者俞可平，提出“民主是個好東西”；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民主政治是“一國一模式”，因而主張“中國的漸進民主化”──從“黨內民主”，到“人民民主”，再到“憲政民主”的過程；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批評，把“選主”（即“選舉式民主”）視為人類社會運作放之四海皆準的唯一方式，是絕對荒謬的懶人思考，王紹光期待，中國要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它應是以最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民主，是廣泛參與的民主；它完全不必向有產者作出巨大讓步，而對民主大打折扣。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盲目採用西方舶來的那些民主模式，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房寧進一步主張“民主一定是‘國產’的好，不宜搞引進和仿造。”
大陸的學者並不主張完全將西方民主拒於門外，而是要全面性地回顧西方民主的歷史、發展、實踐與教訓，作為大陸發展自身民主的參考。其次，他們也強調民主必須符合各國國情。“民主”的概念或許是“普世價值”，但實際的“民主形式”則是各地區有所差異。再者，民主必須符合國情，大陸當前的各項條件與狀況，並不適合全然引進西方的民主，必須在避免矛盾與分歧之下，找出適合中國大陸的民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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