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乾隆五十七年的浙江巡撫福崧、兩淮鹽運使柴楨侵挪國庫案—挪用白銀二十二萬兩，乾隆同樣採取了“誅殺”。
在高王凌看來，其實乾隆對和珅同樣“目光如炬”。乾隆曾召見樞臣於萬壽山，諭和珅：“阿桂宣力年久，且有功，汝隨同列銜。今阿桂身故，單掛汝銜，外省無知，必疑事皆由汝，甚至稱汝師相，汝自揣稱否。”然而，對於無才無德的和珅，乾隆一直寵眷有加。“皇上之待和珅，似又以‘俳優弄臣’目之。”高王凌說。
歷史機遇之惑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兩廣總督郭世勛報來一份譯成漢文的英國商人呈禀，皇上閱畢，龍心大悅，原來素未建立關係的英國國王，要派遣使臣馬嘎爾尼前來祝壽。
一次“禮儀之爭”已然開始。馬嘎爾尼一到天津口岸，負責接待英國使團的欽差大臣、長蘆鹽運使徵瑞就被反覆叮嚀，“應於無意閑談時，婉詞告知，各藩屬國到天朝覲見進貢，不只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禮，即使國王親自來朝者亦同此禮，如今爾國王遣爾前來祝壽，自然應遵守天朝法度”。
一直到熱河，雙方還在爭執禮儀問題。最終議定，按照謁見英王之禮，單腿跪地覲見皇上。按照高王凌的理解，這在以前有過先例，即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巴哲格使團關於禮儀的記載，即與此類似—中方指明對方所行乃“三跪九叩”之禮，葡方僅說是“按通常／平常禮節行禮”。
不僅如此，在高王凌看來，所謂“禮儀之爭”被不適當地誇大了。在熱河，似乎它為一種更和諧、更祥和的整體氣氛所掩蓋。在《乾隆起居注》中記載，這一天（1793年9月17日）英國使團與皇子王公、文武大臣、蒙古王、青海郡王和緬甸國大使一同“行慶賀禮畢，是日駐蹕避暑山莊”。不過，到了23年之後的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國王第二次派遣了阿美士德勛爵訪華使團，卻因為拒絕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禮，被驅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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