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周報：從《乾隆十三年》、《馬上朝廷》，再到《乾隆晚景》，你的乾隆三部曲算是寫完了，怎麼評價乾隆皇帝這個人？
高王凌：乾隆是個愛表露心跡的皇帝，這點他和康熙、雍正有很大不同，他無論做什麼事情，都喜歡把自己的意圖說出來。從我個人研究看，無論是早期還是晚期的乾隆，都在踐行一個自己的理念，他要成為“一代英主”。
乾隆自己曾經說過一句話，“持盈守成，艱於創業”。在潛意識裡，乾隆有這樣一個想法：到他這裡，清朝自康熙、雍正起已經連續三代“令主”，這在歷史上已經前無古人了，以後“倘遇庸常之主”，將會出現什麼局面？我以為，乾隆的很多作為，都是從這點出發的。考慮到這一點，我們不難理解他為什麼要採用“非常規”的措施大興文字獄。
時代周報：三部著作中你都提到，世界歷史上出現了“共時現象”，即人口增長和政府職權的加強。如何理解？
高王凌：研究18世紀，一般以人口開局。首先，人口問題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應該看到，從18世紀中葉開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現了一個與前大不相同的持續增長，直到今天，成為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共時現象”。
法國學者布羅代爾曾道，“一切都同人口數字及其波動相關聯”。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間有過一段長時間的增長，之後發生了急促的“退潮”；1450－1650年間重新增長，隨後“減速”；最後一次從1750年開始，從此不再“倒退”。這一時期中國和印度人口增減的節奏，與之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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