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之前，英國國務大臣敦達斯曾給馬嘎爾尼七點建議：第一，為英國貿易在中國開辟新的港口；第二，盡可能在靠近生產茶葉與絲綢的地區獲得一塊租借地或者一個小島，讓英國商人可以長期居住，並由英國行使司法權；第三，廢除廣州現有體制中的濫用權力；第四，在中國特別是北京開辟新的市場；第五，通過雙邊條約為英國貿易打開遠東的其他地區；第六，要求向北京派駐使節；第七，在不引起中國人懷疑的條件下，使團應該什麼都看看，並對中國的實力作出準確的估計。
9月23日，乾隆發布了兩道重要的上諭，分別針對馬嘎爾尼提出的要求作出響應。《清實錄》中，記載下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巳卯日乾隆寫給喬治信的來龍去脈。
那天乾隆對軍機大臣說：英吉利國的表文已經譯出來了，都是些“究屬無知”的要求，只是“該國王俱表誠懇，非若使臣等自行禀請之事，可以面加駁斥”，因此，乾隆才“頒給敕書，明白諭駁。”不僅如此，這兩封信的內容基本是重複的，為什麼會發兩封內容基本重複的信呢？在第二封信中，乾隆自己說了理由：“恐爾使臣等回國後。禀遠未能明晰，複將所請各條，繕敕逐一曉諭。想能領悉。”就是說，第二封信是就著喬治所提出的各種要求，乾隆皇帝對此逐一駁斥。因為恐怕使臣說不清楚，所以寫成敕書。
後世不少學者，據此認為中國曾失去了一個“機會”，並最終導致了40多年後“不幸”的鴉片戰爭。高王凌並不認同此說。“設想當時中國即與英國建立現代外交關係暨開放五口通商，只是一個憑空的想象。作為當事人之一的中國政府並沒有任何這樣的打算，一切將從何談起。這樣不顧當事人想法的‘客觀－唯物’，豈不恰恰成了‘主觀－唯心’？”
不過，馬嘎爾尼出使卻成為西方對中國人認識轉變的關鍵事件。原來，使團回國後出版了多種游記，使得地理意義和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形象都產生了逆轉。“對於英國知識界來說，這是一個觀念史上的坐標。與耶穌會士所說的相反，一個遲鈍、落後、破敗不堪的中國形象開始在西方世界流傳開來，與此前孟德斯鳩等人著作中消極的中國形象相互印證，使得西方的中國迷夢很快轉化為厭倦、輕視和鄙夷。”高王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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